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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
”在介绍林语堂1935年出版的《吾国吾民》中，美国作家赛珍珠写道。整整70年过去了，我们不仅没有进步，甚至大步后退了。整整70年中，仍没有人比林语堂更从容、有趣、兴致昂然地描绘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我无意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专栏作家，告诉读者中国现状如何，有何种解决方案。
这一系列文章，是一种个人经历的陈述，它激起的头脑风暴可能比它提供的清晰分析更多。但它的确是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看待自己国家的真实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困难重重并可能注定失败。每个社会乃至每位个人，不都是在对自身命运与境况的探讨中获得生活意义的吗？
小城故事
傍晚到来时，汾阳似乎仅仅稍微安静了一点。汾州大酒店的广场，像所有北方城市的大排档一样，空气被熟食的味道与流行歌曲占据着。歌曲的年代是不连续的，音质是粗糙的，音量是挑战耳膜的，我刚分辨出这是苏芮的《酒干倘卖无》，S。H。E的《superstar》就紧接着涌来。离酒店广场300米远是汾阳县城的中心地带，主干道鼓楼南街是商业区，一座四层高的商场和一家接一家的小店铺，电器、食品、服饰、盗版书籍应有尽有。小店无一不拥有夸张的广告牌，它可能是鲜艳的黄色、红色、蓝色，上面用粗重的字体写上了“广州皮鞋，全场19元”，在19元上面还有一个大大的星号，以表明减价幅度的惨烈，它对面的广告牌上站立着香港明星刘青云。每间小店都在播放音乐，店主的品位各不相同，但对流行因素与高音量的偏爱却是一致的，沿街走上几分钟，从上世纪80年代的迪斯科到2006年的李宇春，你都可以听到。在刀郎最热的时刻，满街都是此起彼伏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
这座小城市总是被各种声音包围着，除去喇叭里的音乐声，还有卡车、小轿车、摩托车的喇叭声和建筑工地的打桩声，它们入侵你的耳朵、头脑，让你无处可躲。
与噪音相伴随的是永远无法消退的尘土。从太原坐了3个小时长途车，一下高速公路，迎接我的就是漫天的尘土。我已经习惯了华北地区的那种灰蒙蒙的颜色，即使在春天的树叶上也看不到那种嫩绿，北京每年的沙尘暴也提高了我对空气污染的抵抗力。但是汾阳的空气中的粉尘仍令人吃不消，在关上了车窗的汽车里，闭了门的酒店房间里，废旧的电影院里，都躲避不了。人们在尘土里、噪音里呼吸、行走、交谈、相爱、迷惘……
我坐在汾州大酒店的广场上，等待安群雁的到来。他今年36岁，是一个14年婚龄的丈夫，13岁孩子的父亲，建设银行当地宏大储蓄所的所长，住一套105平米的房间，对于每个月2000元的收入还算满意。他对明天（也就是7月1日）的工作有点焦虑：那是电子国债的第一个发放日。他的浅蓝色衬衫没有规矩地放进皮带里，一角散落在外面，上面有一两点污迹，衬衫里面是一件白色T恤衫。握手有力，笑容灿烂，那种亲切感像是邻家那位失散多年的憨厚大哥。
在同事的眼中，他是短暂的明星。
在年轻、才华横溢的中国导演贾樟柯1997年的电影《小武》中，他饰演一位药铺老板。那部在所有人眼中“完全不像电影的电影”，成为过去20年中国最令人难忘的影像记录，或许也是最重要的社会记录之一。
在《小武》及接下来的《站台》、《任逍遥》中，贾樟柯将镜头对准了他度过青春岁月的汾阳县城及距它不远的大同市。这是一个与人们热烈谈论的“中国的经济奇迹”不同的世界。小城的青年似乎被甩出了经济增长的快车道，社会变化的速度将他们的内心转变远远抛离在身后，他们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内心慌乱不堪。
中国压缩式的现代化在他们身上表露无疑。似乎昨天他们仍浸泡在毛泽东思想与计划经济的思想中，迷恋《林海雪原》与《三国演义》的英雄传奇，准备成为一个国营工厂工人；今天就要会在卡拉OK厅里唱张学友，义无反顾地在商业化浪潮中分得一杯羹。
《小武》在1997年的冬天
在汾阳的西关集贸市场开拍时，这座超过2000年历史的古城正进入它第一轮的拆城高潮。人们准备进入新时代，所有一切昔日的痕迹都在扫清。古城墙已被拆除，城市中的老建筑则被一点点铲平。在安群雁的记忆里，此刻，汾阳的国营企业大多已经倒闭，人们拆除了旧世界，却不知道新世界在哪里。
9年之后，汾阳仍在修建道路与新的楼房，但是在商业区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新市镇，而是一个充满仿制品与过份喧闹的破落小镇，拥有中国所有小镇千篇一律的形式。
安群雁谈起，炼制焦炭已是城市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在过去的5年中，全国普遍的能源紧缺给整个山西带来崭新的机会，煤炭的价格突然上涨了好几倍，那是中国经济车轮的高消耗能源的结果。“每一篮子拉出来的不是煤而是人民币”，他感慨地说。紧邻汾阳的介休是一个更主要的产煤区，那里的污染更为严重。一位本地人说：“开车进去时你是欧洲人，出来时你就是非洲人了。”那些曾经不显眼的小城，突然涌现出大量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与亿万富翁。在好几年中，山西有点像是发现了金矿的19世纪5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
像很多小城一样，汾阳总是被这种突然到来的潮流所裹挟，有些时候是幸运的，但更多时候它则是迷惘的。墙上的“文革”标语还未消退，淘金热潮就已到来。历史早已贬值，没人关心唐代的大将军郭子仪正是汾阳人，而梁思成与林徽因之前来这里寻找过古建筑。人们总是想抓住什么，汾阳曾经拥有比平遥更完整的古建筑群，但是汾阳人更积极响应了那股席卷中国的拆迁潮流，如今，它只能羡慕地看着平遥作为古镇的风光。
在入城前的转盘上，我们看到了遥指杏花村的牧童的雕塑，它平庸、肮脏，缺乏杜牧诗中的伤感与飘逸。杏花酒厂是这座小城的骄傲和最重要最稳定的财政来源，被唐代人杜牧盛赞的汾酒也是1919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产品。酒厂远离城市，它可能是这座城市惟一经受住了变迁考验的元素。
从北京向西坐上10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太原，再坐2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汾阳就到了，那是另一个版本的中国故事。
唐山如何记忆
1976年，张庆洲17岁，一张瘦长的脸总流露着阴郁，那时候，他是个文学青年，把法国作家萨勒日的《瘸腿魔鬼》前前后后读了好几遍，期待有一天自己也能拥有魔鬼的能力，揭开城市的房顶，洞悉人世的秘密。在天津铁路局的唐山段，他因发表在《河北日报》、《天津日报》上的小小说而出名。之前，他还在著名的开滦煤矿工作过半年，他们一家是1974年从天津塘沽搬到这里的，住在路北区。
7月27日傍晚，张庆洲前往天津，参加天津铁路局内的通讯写作研讨会。
在站台上，他碰到了刚刚从天津回来的大姐。火车开动时，风吹起了姐姐额前的短发，这真是个炎热的日子，如果不是火车开动，车站上一丝风也没有。天津比唐山繁华得多，在天津百货大楼，张庆洲陪着年长的同事马庆奎为他的两个女儿买花布，单位里人人都知道这两个女儿的模样俊俏。
7月28日凌晨，张庆洲被一阵地震的惊呼声惊醒，他光着脚从招待所的四楼跑出去，加入楼下逃离的人群，四层高的楼房的中间已裂开了一道深深的裂缝。第二天的会议开不成了，张庆洲多少为这次行程而懊悔——偏偏就赶上了天津的地震。
在天津的铁路局，他们被告知震中可能在塘沽，要去那里抢险。在前往塘沽的路上，他看到了越来越多倒塌的房屋，越来越多的尸体和逃难的人。但是，在抵达了塘沽之后，他们又被告知震中是唐山。铁路与公路交通业已中断，张庆洲他们只能靠双腿走回去。
“我突然发现一眼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了”，张庆洲清晰地记得7月29日下午回到唐山时的第一印象，“所有熟悉的景象都消失了，甚至找不到原来的路。”原来宽阔的马路变得狭窄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盖着白布的尸体，而原来的小路，则干脆被瓦砾、尸体所吞没。
濛濛细雨洒在地面上，将血水冲得到处都是。回到路北区的家里，张庆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