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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理应对公共讨论提供深度与角度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更迫切的挑战。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一方面，他们仍遭遇来自政治的强大压力，另一方面则面临各种诱惑以及这些诱惑代表的新的专制力量，为公众的选择唱赞歌，为商品赋予它们缺乏的意义……当消费主义和极权主义结合到一切时，它们释放的力量是惊人的，它们一方面摧毁你，另一方面又消耗你、诱惑你。就像诗人北岛在形容今天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局面时所说的：“权力与商业化的共谋，娱乐的泡沫引导着新时代潮流，知识界在体制陷阱中犬儒化的倾向，以及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分崩离析的危险。
”
很显然，这一代知识分子在面临这种新挑战时，被打得一败涂地。公共讨论，总是不自觉地演变成宣传口号和语言上的狂欢，最终化成泡沫消散。
一座村庄的故事
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全人类幸福就是共产主义。
——吴仁宝
一
山顶上的天安门城楼上有点清冷，它的两旁是蜿蜒的长城城墙，紧邻城楼的是山海关。山下遥遥望去则是巴黎的凯旋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和悉尼的歌剧院，更远的地方，是成排的英国式、美国式别墅，还有那一片塔林，其中最著名那座叫做华西金塔，这一切笼罩在有点灰蒙蒙的空气中，远远地你看到炼钢厂的高炉与巨大的传输带……
那个来自河南的小伙子正站在这座天安门城楼前，身后金水桥，两座金色的老寿星雕像矗立在一旁。“天有些冷，人不太多”，这个年轻人说，“夏天和秋天人特别多”。他还猜测说那座寿婆雕像的原形可能是佘太君——忠烈的杨家将中的老夫人。
那一瞬间，我不知身在何处。我是昨天晚上从上海来到江阴的，180公里，只要两个小时的车程。夜幕下，京沪高速公路两旁的若隐若现的景物，有一种淡淡的疏离感。我想起一年多前，我半夜时乘车从浙江省的温州到温岭，穿过一个又一个山洞，我会突然想起《西游记》和《聊斋》里的情景。在大城市的明亮的灯光下生活太久了，心中对于那种黑暗之处的神秘感都被压抑了。
夜幕中我看到了悬挂着霓虹灯的几排形状怪异的高楼。“那是华西村的金塔”，为我们开车的小伙子说，他还谈到了这个村年轻的党委书记吴协恩的那辆奔驰600，“他不喜欢坐飞机，他管的公司到处都有，他开车去视察。”江阴有很多值得谈论的东西。在新市区内我看到了徐霞客的雕像，为了争办魅力城市，被遗忘多年的历史人物焕发了生机。在餐桌上，一位满脸学生气、27岁的市长助理还讲述了江阴的另一段佳话，在明朝末年抵抗满洲人的入侵时，是江阴这个地方进行了最悲壮的抵抗，他们坚守了81天后，清兵屠城10日，比扬州三日更悲惨，据说最后只有53人幸存。中国的历史充满了黑暗与猥琐，但在一些时刻，人们的气节又令人赞叹。在一个黄昏，我还在一处旧民居游荡，据说它是囚禁晚年张春桥的地方。人们喜欢谈论江阴的商业精神，在不过100多万人口的江阴市，有18家上市公司，它是苏南模式的最有代表性的地区。江阴的实业家们质朴、谨慎却个性鲜明，他们中命运最戏剧性的一位叫仰融，他先是帮助一家东北的国有企业在美国上市，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中的英雄，然后在另一场纠结着权力、金钱、傲慢与阴谋的斗争中，逃往美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注脚。
但是所有谈话总是不由自主地滑到华西村与吴仁宝，在江阴人们不用吴仁宝这个名字，而只是用老书记。矗立在公路旁的广告牌上，当地的报纸上，人们的谈话里……对于我们这些外来者来说，华西村比这座城市更有诱惑力，吴仁宝则是一个必定被载入历史的传奇人物。
像很多人一样，我对于华西村耳熟能详，却知之甚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与天津的大邱庄、河南的南街村一样，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楷模。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充斥了类似的楷模，它可能是一个人、一个地点或是一个组织。我们总在寻找一种对世界的简单模式，期待只要复制这种模式，就可能解决所有的难题，我们也生活在一种虚幻的对精神力量的崇拜中，丝毫不理会现实是什么样子。我们有过“王进喜的铁人精神”，“张秉贵的服务精神”，也有过“农业学大寨”、“红旗渠”……榜样的力量令人鼓舞，却经常迅速烟消云散，时代总是变化得令人猝不及防，昨日的楷模到了今日就变成了尴尬，谁能真正理解陈永贵在1986年去世时的内心感受？我也记得1993年禹作敏锒铛入狱时给人的震惊，仅仅一年前他还是的“全国优秀企业家”，这是国务院主管部门所能给予的最高荣誉。但是，吴仁宝领导的华西村却成功避免了进入这个不断延伸的序列。
二
在民族宫大会堂的门口，人们在排队、抽烟、拍照，他们来自河南、陕西，戴着旅行帽，穿着不太合体的西装，用各自的方言谈笑。我站在人群中，身后不远处是那辆赭色的老式卡迪拉克，那是20年前，禹作敏送给吴仁宝的礼物。那个时刻，大邱庄是中国最受瞩目的村庄，它的富有程度让当时接受这辆车的吴仁宝深受刺激。
我们都在等待十点半开始的吴仁宝的讲话。华西村里到处都是大型轿车，一张门票100元，还有那些十座塔林里的餐馆、酒店、纪念品商店可供消费，昔日这个以贫瘠著称的乡村，还成为了一个旅游胜地。人们参观石狮子林，龙西湖公园，微缩的悉尼歌剧院，美国乡村别墅，二十四孝的壁画，雕刻着桃园三结义的长廊，它们不相干地混杂在一起，撞击刚刚铸造出的全世界最重的撞钟，是典型的“后现代景观”，就像是我接下来听到的演出中的锡剧《看稀奇》中那句歌词：“早上在法国凯旋门口喝牛奶，中午到美国白宫去吃肯德基，晚上到澳大利亚吃海鲜，睡觉睡到英国伦敦皇宫里，一日游遍全世界，你说稀奇不稀奇。”它令我想起亨利。福特在底特律建立的Greenfield Village，这个T型车的发明人希望能够建造一座公园，容纳所有的美国特色，木匠、铁匠、马场、小学、集市和爱迪生的实验室都在那座公园里出现，一代代美国人在此体验浓缩的美国生活。
那么华西村呢，它像极了那个突然从民间演义被拽入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在内心深处我们仍遵循前者的影响，但我们又希望体验所有的生活。
所有的景观，都比不上吴仁宝富有吸引力，他已经78岁了，仍是中国8亿农民中最闪亮的明星。
他的个人成长像是一部浓缩的20世纪的中国政治经济史。他1928年出生时，中国农村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卷入现代世界，中国共产党则开始在农村中寻求中国变革的力量，通过许诺让每个人获取土地而赢得他们的支持。当他1961年成为华西村的党委书记时，农村进入一个勇敢的新世界，人民公社取代家庭成为基本的单元，传统农村社会中由士绅和农民达成的稳定结构消退了，政治力量前所未有的深入，新的意识形态否定了一代代农民所遵从的驱动力——他们为生存所迫，为基本利益计算；他在1980年结束了5年的江阴县委书记生涯回到华西村时，农村在打破旧轨道上所表现出的决心和创造力，鼓舞了整个社会；但是，仅仅10年后，中国农村又陷入了尴尬：在全球化与技术革命、消费主义驱动的新的经济增长中，农民未分享到足够的成功，同时，他们依赖了多年的、给予自己内心稳定的价值观正在崩溃……
吴仁宝在这种不断变化的社会风尚中，始终处于时代的中心。在讲究意识形态的年代，他是学大寨的表率；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年代，华西村创造了最高400亿元的销售额；在一个人人感慨人心涣散、自私自利的年代，华西村又成了社会主义的实验乐园，它平等、和谐、积极向上，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榜样……
在媒体上过份简化描述的吴仁宝到底是什么样子？在中国官方的表述中，他被一边倒描绘成一位真正理解共产主义精神的共产党员，或者按照一位传记作家的说法，“一位伟人”；而在另一些时刻，他则被充满怀疑地认定为在一个乡村树立了家天下，在位40年之后又让他的第四个儿子成为了下一任领导者。
10点30分，吴仁宝准时地出现了，修建得像是缩小版的民族宫大会堂立刻安静下来。他不紧不慢地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