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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是相辅相成的。于是，我们不知道如何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一旦获得成功就得意忘形。
那次会议促成了吴晓波接下来两年的艰苦努力。他让自己像一个勤奋的写论文的研究生一样，重新回到堆满历史灰尘的报刊里，寻找那些被遗忘的人物与纷争，他按照编年体回顾了当时重要的商业事件，商业人物。这是他雄心勃勃的计划的一部分，为中国的商业史研究积累素材，既有数据意义上的也有史料意义上，并在重新梳理与追问的基础上，寻找中国商业发展历史的轨迹与秘密。
2007年1月，我看到了他努力的第一步成效。《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的上部，1978－1992年的中国商业史。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阅读旅程，1978年的柳传志是从《人民日报》上介绍养牛的新闻中判断中国的改变要开始的，雇佣了8名以上的员工的小工厂就要被整顿，在自行车的篮子里放了超过8只鸡鸭就算是“投机倒把”，霍英东判断中央政策是否会变的依据是首都机场那幅有女人裸体形象的广告是否仍在……
但是所有的滑稽故事，所有辛酸的个人命运，似乎都指向了那个再简单不过的逻辑。中国的经济崛起没有什么太多的秘密可言，它不过是政府为社会与个人让出了部分的空间，被压抑了多年的对物质的渴望，很轻易地引发了广泛的变化。
这项逻辑贯穿了1978－1992年的改革，也仍适用于1992年之后的改革，只不过在此刻，政府也参与了这场游戏，它将自己视作了一种新型的公司，于是中国超过2000个县，变成了2000个公司，也以追求经济利益为首要原则。
中国漫长的历史早已表明，政治具有吞噬一切的能力，也只有它能够调动所有的社会资源。而至少在最近的300年，人口的压力带来物质的匮乏，政治动荡带来的心理上的不安全感，造就了中国人对于财富的强烈的饥渴（只要看看海外华人取得的商业成就就很容易理解中国的经济成功）。这两项因素，再加上1990年之后全球商业革命所导致的分工格局给中国带来的契机，全球政治格局的相对稳定，中国的经济崛起，变得不难理解。
在这本将近300页的著作里，吴晓波不断提醒我们，公司只是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态中的一部分，它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思想传统、人的性格、社会习惯，紧密相联，相互作用。这种提醒，比我不断看到的由经济学家、企业家组成的自我庆祝的联盟要值得倾听得多。我们容易低估自己的时代，但也常常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如果放在一个更为漫长的历史上讲，事实上，对于中国的考量也理应如此，1978－2008年的商业变革，或许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样精彩。到目前为止，它仍是一个由市场的庞大和人民的饥渴带来的繁荣，它还没准备向全球商业史提供什么与众不同的新东西，比如技术上的创新，行业上的标准，或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只有到了那一时刻，中国的商业成就才值得真正的喝彩。
“大国崛起”厌倦症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我一听到“大国”与“崛起”就感到厌倦，就像之前“创意”这个词给我的感觉，它们甚至令我产生了生理上的不适。
信息的繁荣与泛滥，带来了两种后遗症：容易厌倦和容易遗忘。在小说《1984》中，乔治。奥威尔谈到了极权主义者通过删减词汇来控制人们的思想，词汇的减少限制了所表达的深度与广度。而现在，技术革命所带来的传播方式，可以高密度与高频率地重复同一种思想、同一个词汇，它的结果多少有点像是王小波曾经描绘过的那个前苏联外交官，在连续看了两百场《天鹅湖》后，每当听到柴科夫斯基的音乐，他就烦躁不安。
我喜欢公共讨论，我钟情的作家与知识分子，无一不是那种深刻地卷入公共生活的人物，这正是一个健康社会的表征，知识用来指导行动，启蒙则是一个必需的步骤。我总想像着伯特兰。罗素在通过BBC向全球5亿听众讲述他对世界的思考的场景，以赛亚。伯林语以他特有的流畅与吞音向公众讲述黑格尔，或是A。J。泰勒在电视屏幕上与人讨论当下政治活动的历史意义……
公共讨论的前提是，这个社会拥有多元的价值观，它还必须拥有某种共识，遵循某种游戏规则。讨论目的不是为了给出一个既定答案，世界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对于问题的深入探究能力。公共讨论是培养每一个卷入其中的人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非加固他们既有的成见（尽管结果经常如此）。我也从来不相信公共讨论中存在平等，不平等的来源不是权力、名声，而是洞见。如果你缺乏这种洞见，你最好保持沉默，洗耳恭听。任何辩论参与者，惟一可以代表的立场只是他自己，他要相信自己独特的经验是具有价值的，况且，每当一个人试图代表一群人说话时，他的声音就会显得多么煞有介事和缺乏真诚，如果你的声音引发了普遍的共鸣，不是因为你刻意想代表他们，而是你的独特经验恰好具有普遍性。
意地富有逻辑地写了这么长的一段，是因为我越来越难以容忍那种质量低劣的公共讨论四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开始沉湎于那种语言的泡沫所带来的快感，而这种泡沫麻痹神经、窒息思想。一种普遍性的情绪已经越来越显著，人们看似说了很多，却好像什么也没说。中国社会突然从一个信息极度匮乏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信息过剩的社会，前者因为信息过少而无法建立思考的基础，而后者则因为在思考的能力和基础的价值观在形成之前，就被信息冲垮；仅仅20年前，我们还在谈话中过度谨慎，而现在每个人都担心自己说得不够……
线性的逻辑是多么幼稚。一度我们以为，只要自由表达了，就必然会涌现出新的思想，只要信息流通了，我们就可能加深对事物的理解。但是，真实的情况比想像的复杂，社会是一个精密的仪器，每一个零件都必须有其功能，它才可能精确运转。按照经济功能，中国已是一个由不同分工构成的多元社会，但是，在思想层面上，它却仍是高度单一化的。
被孙中山一代哀叹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经现代意识形态、广播与大众阅读的洗礼，到了“文革”时代变成了“情感热烈、偏狭的群氓”，如今，我们正目睹了他们以新的形态出现，因为借助了新的技术手段，人们以为自己变得无所不知，充满了新的自负。很多时刻，参与公众话题辩论人的口气，令我想起了波兰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对“现代文盲”的定义：“他们会读，会写，甚至还在大学、中学、小学里教书——在他们的脑海里，历史虽然是隐约存在的，可是却混乱不堪。莫里哀变成了和拿破仑同代，伏尔泰则变成和列宁同时代”。
中国在分享全球的经济增长、宜家家居和Windows操作系统的同时，也在分享全球正面临的价值体系的混乱。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与西欧为代表的西方是中国学习的榜样。他们提供清晰的目标，而世界其他国家则通过模仿，而提供改善自己的动力。如果运气好，意志坚定，一个国家可以将模仿转化成一种新的创新，比如日本。但是如今，清晰的目标不在了，西方世界甚至开始否定自身。我记得布热津斯基曾经说过，明确的历史进程感如今消失了，人们生活在一个压缩的世界里。
或许在全球范围内，除了印度，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能体现出这种压缩感。
这种压缩感带来了极为新奇的体验。我在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上读到一则新闻：重庆奉节县朱衣镇的谣传说，为了建造一段高速公路，工地方将在当地寻找18名12岁以下的童男童女献祭，将他们填埋于桥墩之下，以确保众多高架桥的稳固。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孔飞力笔下的乾隆年间的“叫魂”事件。这则新闻所映射出的心理，也同样真实地属于那个被热烈谈论的已经震撼世界的中国故事的一部分。
这种情感与思维上的压缩感，使得事物不仅不是非黑即白，而且灰色地带越来越多，这使得公共讨论必须具有更细微的观察力和更为精确的表达。这与我们已经长久习惯的“口号式”讨论，截然不同。
这对理应对公共讨论提供深度与角度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更迫切的挑战。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一方面，他们仍遭遇来自政治的强大压力，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