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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而是如何让更多的企业家交纳昂贵的学费加入其中。
出人意料的是，肖知兴自觉地将自己置于一个更漫长和广阔的传统之中。管理学像从前的哲学、文学、物理学一样，是中国人理解自身困境的某种角度。梁启超一代会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忧心忡忡，担心她彻底沦为强权的殖民地。而肖知兴这一代人则看到了一件在纽约售价120美元的Hugo Boss衬衫，中国辛辛苦苦的制造商只拿到了12美元；看到了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六大经济体，却没有相应的世界级公司出现；看到在2004年全球个人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587人中有39名华人，但华人公司在全球最大的500家企业的名单中却少有出现……
在商业竞争主导的新世界里，中国为什么没能缔造富有竞争力的组织？肖知兴或许借用了“核心竞争力”、“组织惯例”这些新名词，但情怀与思维却是和“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和70年前一样，我们面临的根本挑战仍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这个传统中充满了令人唾弃的东西，从鲁迅到柏杨，国民性的弱点一直是最激进的知识分子批判的对象。但一代代中国人经过种种尝试与挫折最终承认，我们不可能变成别人，不管我们怎样流畅地使用法语、行为像个英国绅士、在美国股票市场上市，最让我们舒服的仍是我们自己的语言、习惯和生活态度，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中国人的血。同样，如果我们试图建立起强大的商业组织，从传统中获取力量并为其赋予新的意义仍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令肖知兴感慨的是，今日中国的商业组织的中大多数，要么试图复制西方理论和技术，要么是中国传统家族与政治生活的延续，它们未能将新知识融入到传统中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从100多年前的洋务运动至今，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技术上的模仿与学习，却没有着力于创造新的精神资源。
但这种新的精神资源到底是什么？在圆明园的那次谈论中，我们都未寻找到答案。但探寻本身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我们之前不断重复错误，正是因为我们缺乏根本的探寻精神，只想找到外服的“灵丹妙药”来解决所有问题，却忘记了所有的变革因素都要从自身内生长出来，才会真正富有力量。
寻找创造力
1995年，我成为北京大学微电子专业的23名学生之一。这是当时最热门的专业之一，电子领域正成为国家竞争间的关键领域。年轻人对大学专业的选择，是这个国家经济变革的风向标。
在90年代最初的几年，对外贸易最受欢迎，那正是邓小平南巡不久，松动的经济、社会秩序带来无数可乘之机。只要你与对外贸易沾边，就可能享受到封闭的中国市场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巨大的价格上的落差，中国的财富正在按照不那么透明的规则重新分配。在某种程度，对外贸易专业对于18岁的青年和他们的家长而言，意味着体面的不劳而获。
1995年之后，计算机与管理学变得炙手可热。世界的风尚已经改变，互联网革命使很多人相信，他们在面临一场几百年难遇的新机会。在这场角逐中，落后的国家可以跨越过不必要的阶段，而直接进入与发达国家相同的起跑线；而对于个人而言，美国那些过份年轻的百万富翁的轨迹炫目得令所有人心驰神往……
在我大学三年级时，扩招是中国大学教育中的最新因素。突然之间，大学之门开阔了，年轻人迫不及待地涌进来。“高等教育产业化”在所有的教育会议上被谈论，招生数字多少像是40年前水稻的亩产量。自从上大学以来，我就看到北大被各种数字包围，在三角地的橱窗里，我们看到了这一届有17个省状元成为了我们的同学；学校每年有多少论文发表，被权威杂志引用；北大方正的年产值达到了多少（我一度怀疑，北大的全部骄傲是这个企业，可能它比《新青年》还重要）；在“211”工程中，大学又获得了多少亿的资金支持；有多少个科学院院士生活在学校里，又有多少个重点研究基础在此建立……总之，教育的目的与使命被避而不谈，“科教兴国”变成了这座以思想著称的大学的教育基调。
在我毕业之后，中国神话以各种版本出现在世界各种语言的媒体上。其中最为流行的一种是，中国不仅以市场庞大、劳动力便宜而惊人，她也正在科学与技术上获得领先。其中一条重要依据是，中国正在培养科技领域最庞大的人材储备，耶鲁大学的校长理查德。莱文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这些中国学生的数量和创造力都令人钦佩。
印度加入了中国的行列，使得这种赞叹与担忧显得更加可信。美国政府与新闻机构都加入了这股潮流，布什在国情咨文里大谈中国与印度对美国的科技领先的挑战，这两个国家对于美国的领导造成了“不确定性”，他提出了“美国人力竞争力计划”，发展理科和数学教育之外，美国政府还将投入1360亿美元于科学研究。而通俗作家托马斯。
弗里德曼则在书里干脆表示准备将他的孩子送到印度与中国接受教育。跨国公司则在口头上纷纷表示将研发中心转移到这两个国家。
但真实的情况是，过去10年中，中印两国在美国专利数的申请增长速度惊人，但也不过是从70项增加到1300项，而美国人的这个数字是20万，在被过度谈论的外包议题中，美国1000万个与计算机相关的工作岗位，只有2％转移到国外。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如果1995级的微电子专业的23名学生可以被视作中国高等教育与科技发展的一个缩影的话，它预示的前景并不乐观。班里成绩最好的同学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却对于继续技术探索没有丝毫兴趣；班里的最聪明的几个学生分别在硅谷和新加坡从事产品开发，和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一样，技术专业给予他们饭碗，而不是好奇心和热情的满足。在4年的短暂的命运交错之后，剩下的大部分学生则走上不同的道路。我并非苛求每个班级里都应该有对应的才俊之士，但在4年的经验里，我的确知道，学校里没有追求科学的热情，所有学习都带有鲜明的机会主义色彩。年轻人缺乏内在的热忱，而更多的是对于外界变化环境的响应。所有的中国人在少年与青年时代都学会了各种变通之策，他们的生存智慧足以使他们在西方世界获取生存技巧，甚至过上不错的生活。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都难以使得他们具有真正创造力，这需要的是不懈的热忱和内心的激情，而这一点正是中国教育最为缺乏、从不鼓励的。在中国的科学界，不断传出的新消息则是，被视作未来电子领域的领导人的年轻学者的创新最终被证明是购买了美国芯片，雇用民工将上面的商标换为自己的商标，而在数学界被证明是彭加莱定理的中国数学家事件，演变成一出国际玩笑。
对于数量的迷恋，使外来者也可能使我们自己高估了自己的创造力与可能性。
很多时候，我们要从那个抽象的数字逃离出来，去看一看每一个个体的头脑到底在怎样思考。
空洞的华丽“哇，世界是平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站在讲台上发出他刻意的感慨时，正好传来一声低沉的江轮的汽笛声。我和几百名听众坐在外滩三号三层的沪申画廊漂亮的白沙发上，听着这位世上最著名的新闻记者讲解世界运转之道。这幢设计于1922年的七层楼，如今是上海最时髦的场所，一个由乔治。阿玛尼的服装、高级餐厅与咖啡馆、男性护理中心、中国当代艺术画廊、黄埔江景构成的小世界，象征着消费主义和艺术风尚的结合。
从它的窗口望出去，向左是一排灰色、坚固的花岗岩，欧洲风格的建筑，并不长的中山东一路在70年前被称作“远东的华尔街”，大英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汇丰银行、交通银行、麦加利银行、中国银行，一家接一家排列着，它们是昔日上海繁荣的象征，那个渔民晒网、纤夫拉船的水岸是逐渐被煤渣和水泥覆盖的，1898年《申报》的一则广告还正式给予它了名字——“外滩”。
对岸的浦东则是另一个上海形象——一座由钢筋水泥、玻璃幕墙、巨大荧光屏构建的21世纪全球城市。在1978年重新打开国门之后，上海人发现荣耀已经不再，甚至多年前的模仿者香港都已遥遥领先，将江岸对面的那片农田开发成金融区是上海重塑信心的举措之一。
只有双脚可以帮助人记忆城市，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