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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园里面冷清清的，没有几个人影子。只有播音台那儿亮些，其余的地方都是黑压压的。我走到公园里博物馆的石阶上去，然后从旁边滑下来。滑下来时我看见博物馆底下石柱子中间有两个人影子。我猜他们一定在亲嘴。我真的听到他们发出吧哒吧哒的声音来，亲嘴亲得那么响，真蠢。我记得唐爱丽那天和我亲嘴，一点声音也没有，我的牙齿关得紧紧的。
我绕到扩音台那儿，那里亮些，暗的地方我怕闯到有人亲嘴。我点了根香烟，用力吸了几口。嘴淡得很，这几天胃真坏，肚子饿得要命，就是吃不下东西。扩音台前有个大理石的日晷，我竖起那根石针，来回转着玩。我觉得无聊到了极点。
有一个人从我背后走来向我借火，他说他忘记带打火机，我把火柴递给他，他点上烟，还给我火柴，说了声谢谢，站在我旁边，徐徐的吐着烟圈，我低着头继续在拨弄日晷上的石针。我发觉他并没有离开的意思，我猜不透他是干什么来的。新公园这个地方到了晚上常发生稀奇古怪的事情，可是我不想离开新公园，我没有别的地方去。
那个人问我一个人在公园里做什么，我说买不到电影票，顺便来逛逛。我撒谎从不费心机，随口就出来了。他邀我一同去散散步，他说站着冷得很，我答应了，我的脚板早就冻僵了。我看不清楚那个人的脸，他穿着一件深色的雨衣，身材比我高出一个头来。大概是中年男人，声音低沉，讲话慢慢吞吞的。
我们沿着网球场走去。他问我叫什么名字，读什么学校，我瞎编了一套。他告诉我他叫李××，我没听清楚，我不在乎他叫李什么。我正觉得无聊，找不到伴。
“你刚才买哪家的电影票。”他问我。
“新生，《榆树下的欲望》。”我说。
“哦，我昨天刚看过，还不坏，是部文艺片。”他说。
我们走到一半，天下雨了。雨水打到脸上来，冰冷的。
“你冷吗？”他问我道。
我说我的太空衣很厚，可以挡风。他脱下雨衣，罩到我身上，拉着我跑到网球场边一丛树林子里去。他的雨衣披在身上很暖和，我裹着坐到林子里一张双人椅上，我在街上逛了两个多钟头，两腿酸得厉害，他坐在我旁边在擦额上的雨水，他要替我擦，我说用不着。他说冷雨浸在头发里会使人头痛，他硬伸过手来替我揩头，我裹紧他的雨衣没有做声。他替我擦好雨水，掏出两支香烟，塞给我一支，自己点上一支，他拿出一个打火机来点烟，我不懂他刚刚为什么要扯谎。我们坐着一起抽烟，没有说话，我听得到他猛吸香烟的声音。雨不停的下着，将叶子上发出沙沙的响声来，过了一会儿，他把手上的香烟丢掉，把我手上的香烟也拿去按灭，树林子里一片漆黑，我从树缝里看到台大医院那边有几条蓝白色的日光灯。他把我的两只手捧了起来，突然放到嘴边用力亲起来，我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子。我没想到男人跟男人也可以来这一套。
我没有表，不晓得逃出新公园时已经几点钟了。我没有回家，我在空荡荡的马路上逛了好一会儿，路灯发着紫光，照在皮肤上，死人颜色一般，好难看，我想到第二天的结业式，想到爸爸的话，想到唐爱丽及南光那些人，我简直厌烦得不想活了，我荡到小南门的时候，我真的趴到铁轨上去过，有一辆柴油快车差点压到我身上来。我滚到路旁，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跑了回来。
十
天已经大亮了。我听见小弟在浴室里漱口。我的头痛得快炸裂了一般，肚子饿得发响。妈妈就要上来了。她一定要来逼我去参加结业式，她又要在我面前流泪。我是打定主意再也不去南光了，爸爸如果赶我出去，我真的出家修行去。我听见楼梯发响，是妈妈的脚步声。我把被窝蒙住头，搂紧了枕头。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现代文学》第十一期
金大奶奶
记得抗战胜利的那一年，我跟奶妈顺嫂回上海，我爹我妈他们在南京还没有来，我就跟着顺嫂在上海近郊的虹桥镇住了下来，那儿的住户大多数是耕田的人家，也有少数是常跑上海办货做生意的，不管他们干那一行，家里总不愁柴火烧，白米饭吃；因为那儿的土地很肥沃，春天来了，一大片油菜花，黄澄澄的，真是“遍地黄金”。
算来算去，虹桥镇一带最有钱的是住在我们隔壁的金家。这是顺嫂告诉我的，她讲，金家要是没有几百亩田，无论怎样也撑不下他们家那种排场。顺嫂的交际手腕很有两下，我们才住下来几天，她就跟金家上上下下混得烂熟了，当她带着我向他们家里直闯而入时，就连那条看门的狼狗也不会叫一下。
金家的房子很大，是一所两进头的旧式平房，前面一个大天井，种了些合抱的榆树。进门不远，是一间大厅堂，大约摆得下十来桌酒席，里面的家具一律是乌亮的梭枝木做的，四张八仙方桌，桌面中间都嵌了带青斑的大理石，夏天摸着浸凉浸凉的舒服得很。厅堂四壁上挂满了字画，茶几上也陈设着一些五颜六色的盆景古玩，十分好看，我有时候禁不住要伸手去弄一下，顺嫂一看见就急得赶忙拉住我，咬牙切齿的低声说：
“容哥儿，我的小祖宗，我跟你作揖，请你不要乱摸乱搞好不好？打坏了他们的东西，咱们可是赔不起啊！”
我们常去金家玩，所以对于他们家中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金家一共两房，因为金大先生常在上海住，所以田务家事都由二房管理。金家的人差不多都是看金二奶奶的眼色行事的，连金二先生也包括在内。金二奶奶是一位极端精明的管家婆，嘴尖心辣，又得金大先生的信赖，只要她喝一声，金家那班下人，就连那个最是好吃懒做的小丫头阿红，也不敢怠慢半分儿，可是金二奶奶很买顺嫂的账，大概是因为顺嫂的针线活儿实在与众不同，三天两天金二奶奶总要差人来叫顺嫂去帮她扎些花儿。金二奶奶对我也另眼相看，这准是看在她宝贝儿子小虎子份上。小虎子与我有缘，我们这一对十来岁的孩子才认识几天，可是却像是从小就在一块儿似的。小虎子也是一个捣精捣怪的人物，什么话都肯跟我讲，他说：他不怕他的爹，他的爹是个不管事的烂好人，可是讲到他的娘，他却把舌头一伸，贼头贼脑的朝左右看一看，再也不敢做声了。讲到他大伯，他就把大拇指一伸，哼道：“嘿！数一数二的好老！”这句话我到现在还承认，我实在忘不了金大先生那高高的个子，那撮深黑整齐的小胡子，以及他要笑不笑时那满面的潇洒神态，而最使我忘不了的，却是他挂在胸前的那条大红领带，因为镇上系领带的还只有他一个人呢。小虎子说他已经四十岁了，我只能相信他刚过三十五。
说起来，金大奶奶应该是小虎子的伯娘，可是当我问起小虎子的时候，他就撇着嘴哼道：“去她的！她算是哪一门的伯娘？‘老太婆’算了。”
真是奇怪得很，金家全家背地里都叫金大奶奶做老太婆；小虎子这样叫，金二奶奶这样叫，就连阿红端饭给大奶奶的时候，也阴阳怪气地嘟囔道：“这个‘老太婆’真讨厌！凭她那副酸像也配指使人？”
金大奶奶很少出房门，有时我看见她探头探脑地走到客厅来倒杯茶，如果这时金二奶奶偏巧坐在客厅里，金大奶奶会马上慌慌张张绕过走廊缩回去。就是吃饭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看见金大奶奶上过桌子，差不多总是等金二奶奶他们吃完了，然后再由阿红胡乱盛些剩饭剩菜送进金大奶奶的小房间给她吃。可是更使我觉得奇怪的就是金大先生从上海回来，从来不理金大奶奶，他们两人各住一房，金大先生房里很宽敞，家具陈设跟他的人一样漂亮，全是从上海搬来的；而金大奶奶的那一间却简陋得很，里面只有一个窗户，光线昏暗，进大门之后，要绕老大一截路才找得到，我不大去金大奶奶房里玩，金二奶奶曾经吩咐过我少到那儿去，有一次我刚走到金大奶奶房门口，就被金二奶奶叫回头。她牵着我的手，指着金大奶奶的房门低声说：“容哥儿，千万别去惹那个‘老太婆’，那个女人是贱货，你懂得吗？”我实在不“懂得”金大奶奶是“贱货”，不过我看见金二奶奶锋利的眼睛瞪得老大，也只好吓得直点头。
“‘老太婆’是个顶顶惹人厌的老东西。”有一天，小虎子跟我坐在天井里的榆树干上剥烤红薯屹，他对我这样说。
“怎么见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