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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与今天相当接近。也许，牢固地确立一种做人原则，看重内在的精神性成就远超过外在的社会性成功，便是资源八年半历练的主要收获吧。让我从日记中摘录一些句子——
“看到无能的人走运，我不羡慕，因为他终究是无能的。看到有能力的人走运，我不嫉妒，因为这是他应得的。”
“庸人很容易满足，有所不满也是因为琐碎的事情。精神性的人无论在怎样的处境中不会完全满足，也不会完全不满。”
“我的吃亏在太老实，如果像那种沽名钓誉之辈行事，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本性难改，宁肯老实而默默无闻，不愿滑头而飞黄腾达。所以，恐怕只能如此以终了。”
“生活苦吗？环境乏味吗？但我不羡慕任何人。我为我是我自己而感到幸福。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而精神是不能传染的。我永远不会羡慕那些缺少精神的人，不管他们在别的方面多么富有。”
“尽管久居僻地，我还是勉力发奋，不让自己颓败下去。在这种环境中，不知有多少人沉沦了。想到这一点，还是可以聊以自慰的。每当我勤奋做事的时候，想起那些什么事不做、什么学问没有、专凭职权欺压百姓的人，就禁不住轻蔑地一笑。尽管他们气势汹汹，我还是有权利蔑视他们的。”
“即使一辈子受冷落，我也宁愿做一个默默无闻但有真才实学的人，而决不做一个不学无术的沽名钓誉之徒。说这是清高也好，说这是志气也好，反正我是决定这样一意孤行了。”
当然，若问我究竟做出了什么成绩，其实也很可怜。在那样的环境中，我所能做的不过是尽量找书读和写点东西罢了。七十年代初期，书店里根本没有值得一读的书出售。我在县中学图书室里发现了一套很不全的万有文库，真是欣喜不已，陆续借来读了。《鲁迅全集》重印，我让家人在上海买了寄来，重读了一遍。闲读杂书不能使我满足，我特别想做一点系统的研究，苦于无从着手。1973年，评法批儒开始，给我提供了一个题目。当时我对这场宣传攻势的背景和用心并不了解，但觉得基调是有问题的，曾在日记中写道：“儒法两家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两手，所谓王道和霸道是也。过褒过贬，似不妥当。现在尊法批儒，大约是要为文化大革命辩护吧。”不过，借此机会系统读一下两家著作，也是好事。正巧小早得到一套印影线装的《韩非子集解》，我便让他寄来借我一读。那时我正在一个很落后的村子下乡，夜晚没有电灯，跳蚤叮得人无法入睡，我便打着手电筒读书。读完后，我很想写一写，但觉得资料不够，就写信给见过几面的地委宣传部长，求她帮我借书。她回信表示拒绝，理由十分特别，竟是因为韩非子不属于宣传报道范围。最后我还是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论文，题为《韩非的法治理论》。在当时，这样的东西当然不可能发表，不过我的目的从来是自己弄清问题。清楚了有何用？不知道。但是，清楚总归比不清楚好吧，而且我总算是在做点事情了。
从1973年起，配合着评法批儒，中华书局开始再版二十四史，这对于渴求书籍的我来说真是沙漠甘泉。县书店进货很少，宣传部和党校都只能得到一套，我在这两个单位时，买书都由我负责，我便自己买下，不去报销发票。事实上，除了我，这些书根本没有人读，报销了同样可以占为己有，不会有人发现和过问，但我的洁癖不允许我这样做。从此开始了我读史的生活，两年多里读了前三史和《晋书》，还读了从县中学借来的《战国策》、《左传》。我产生了一个计划，想写《春秋战国史稿》，结果只写了齐、吴、鲁三章分国史，三万多字。此外，还写了《读〈三国志〉》，四万多字，包括论曹操和诸葛亮的两篇长文以及一些人物述评。
除历史外，我读书的另一个重点是马列。这主要是因为，当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时，办公室那两只书柜里真正值得读的书只有一套马恩全集和一套列宁全集。我把这两套书共七十八卷通读了一遍，并摘录了大量卡片。列宁十月革命后的著作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发现他被在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困难深深困扰着，而这也正是我国面临的问题。我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思考，但是，直到四人帮倒台之后，在1978年4月，才写成了一篇三万字的论文，题为《落后国家的革命和生产力——重温列宁的有关论述》。我着重阐发了列宁的一个重要思想：虽然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开始的，但只有在生产力先进的国家里才能够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列宁已经预见到了落后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性。撇开价值观点不论，应该承认，列宁是英明的。
在停止的岁月中，我还是做了一点事情。那么，也许岁月并没有停止，它在寂静中仍在悄悄前行，把我带往一个适合于我生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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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回头拜三拜 周国平
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中国进入多事之秋。我虽身在闭塞的山区，仍能感觉到笼罩在空中的不祥氛围。4月的一天早晨，我住在农机厂的宿舍，听见厂里大喇叭在转播中央台新闻，内容是天安门事件以及撤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一切职务的决定。我凭直觉就知道广播所叫嚣的“伟大的胜利”是怎么一回事，想象着广场上镇压的情景，我的心一下子冷缩了，悲愤到了极点。我给一位朋友写信说：现在我嫌资源还不够闭塞，索性彻底地闭目塞听才好。我和敏子在一六六医院住了一个月院，9月10日出院，小玲送行到兴安县城，我们三人坐在汽车站附近的街沿上，广播里突然传出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我们都沉默不语，压在我心头的与其说是悲痛，不如说是忧虑，真不知中国接下来会出什么事。
众所周知，接下来发生的是大快人心事。当全国许多城镇已经刷满了大标语的时候，我只能透过报纸来猜测，虽然也猜出了大半。临近资源的湖南新宁县有一人到资源探亲，谈到四人帮倒台这个在外面已经家喻户晓的消息，结果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扭送公安局，又由公安局押送回湖南，资源的闭塞和保守由此可见一斑。最后，总算开始传达了，却只限于党内，我仍被排除在外。可是，我敢断言，在整个资源县，我是最为这件事狂喜的人，就像几个月前我是最为天安门事件悲愤的人一样。我恨自己此时不在北京，只能从广播中猜想举国同庆的热烈场面。正式广播那天，我一个人在党校的屋子里，按捺不住欣喜，只好用笔欢庆。在给朋友的信中，我写道：“多少年来，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感到了心情舒畅，空中的高压气团一下子驱散了，敢怒不敢言变成了畅所欲言，窃窃私语变成了公开呐喊，私下牢骚变成了大街上公开的口号，政治谣言变成了政治现实。多少年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由衷的笑脸，第一次听到未遭强奸的民意公开发表出来。一句话，历史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世界又重新头足正立了。”当然，我的欣喜还有着切身的理由：“虽然我的处境至今没有任何改观，但是，许多年来积聚在心中的悲观情绪一扫而空了。在中国的希望中，我也看到了我的希望。”
可是，在资源，情况暂时没有什么变化。有一份材料批张春桥的谬论：“路线正确，收五百斤是好的，路线不正确，收一千斤是坏的。”我们的宣传部长看了以后指示：“这句话是对的，路线决定一切嘛，不要批这句话了。”一个公社书记在公社全体教师大会上说：“你们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县农办主任说：“周国平是典型的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四人帮刚倒台，这两个人都升任县革委会副主任了。
我决心走出这一潭死水，但困难重重。在北京中央乐团工作的林铭述一直和我通信，不断给我打气，现在他觉得时候到了，鼓励我拿出作品。1977年，我把完稿的长诗《一九七六》寄给他，他拿给乔羽看，乔羽很欣赏，亲自送到《诗刊》总编葛洛手上。然而，两个月后，我收到了编辑部的退稿。接着我得知，广西大学、广西师院都发函调我，也都收到了县委组织部拒绝的回函。我给地委组织部写信，提出专业对口的要求，得到的答复是：“上级党委有过指示，号召人人学哲学、用哲学，因而学哲学的在哪里都用得上，你的工作没有调整的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