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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顶端映托着天空幽黑黑的空旷与辽阔，只有一处亮着灯光的地方，那是一幢提供通宵服务的公厕兼洗澡房。又有手电忽闪忽闪地从山道那边过来了，我知道，准又是那几个军装差人（警察）。他们已盘问过我一回了，午夜刚过后的不久，我突然发现自己被几个黑乎乎的人影团团围住。他们查了我的身份证，问了我的住址和职业之后，便告诫我说，最近治安转差，你难道不知道吗？我说，怎么不知道？报纸电视的报道无日无之。他们又说，知道便好。这山顶一带是非法入境者经常出没之地，两日前，布政司的官邸刚被人撬窃。一旦碰上这批亡命之徒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说，是，是。就盼望他们能早点离去。现在，他们又循着原山道回巡过来了，他们一定早已看到我了，假如他们再来问长问短的话，我将告诉他们说，至少，布政司的官邸今晚还没被盗。但他们一定会想，这人也真怪！摆着这么大这么好的家不回，偏要到这山上来捱整晚的野风，还说，他是有这种癖好的，他经常这样做。但我却觉得自己直想发笑：难道这也不是报上常在作报道的事吗？回归五年，尤其是亚金风暴后的香港，精神病的疑似病例比以前猛增了十多倍，如今，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的港人据说都有这类病症倾向。或者，你们也大可把我当作是他们中的一个，这，不就行了吗？
手电筒又沿着山道沙沙地走远去了，没有再过来找我的麻烦。周围又恢复了一片寂静。突然，有一只大鸟在山林的深处婉转地啼叫了一声，叫声有些凄厉，也有些悲壮。接着，就陆陆续续有了山谷之中的它的同类的回应与对答。这是一种启示，一种令人心颤的启示：漫漫长夜已经到头了，黎明迫在眉睫。我记起了一位诗人的一句诗句：我们经历过无数个黑夜，我们才因此拥有了无数个黎明。然而，曙光到此一刻为止仍然没有一丝出现的迹象，鸟，只是一种先知先觉的动物而已。开始出现的只是我自己的连串想象。我想象着自己已在一路
往山下去了，我搭上了第一班去赤猎角机场的机铁快线，而在机场的停机坪上有一架标有燕子标记的东航航班等候着。我想象着候机大堂里的宁静，高耸以及明亮，有过夜的旅客在那里打了个盹之后醒来时的隐隐约约的谈话和咳嗽声。我想象着空巴330的舒适的靠椅，想象着椭圆机窗外的白色云海，想象着上海虹桥机场入境厅里的长长队列以及机场自动玻璃门外，一辆红色的“桑塔纳”的士圆滑地驰向前来，然后停下。我想象着街道，想象着公寓，想象着阔把扶梯，想象着铁闸，想像着一扇老式笨重的柚木大门，大门转动着，打开了，门口站着她。
那时，应该是一幅金灿灿的朝阳正照耀在复兴中路梧桐叶端上的上海的晨光图。我的思路停顿下来，喘定一口气，接着便开始想象起有关她的种种和种种来。
湛玉是在半个小时之前突然惊醒的。她发觉她当时只是和衣睡在了床罩上。那一刻，她还没从梦的氛围之中完全摆脱出来，她感觉她还是梦中的那个自己。梦中的那个自己坐在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后面，桌面上竖立着一块镶有她名字的有机玻璃的立牌。她的左手边垒堆着一叠新书，而长桌的跟前排列着一条长蛇形的读者队伍，每人的手中都拿着同一本书。书被迅速地交递到桌面上来，一个接一个，一本接一本；她龙飞凤舞地在书页上签上了她的名字，她只听得一声声的“谢谢！”在耳畔响起，随即消失；她甚至都无暇抬起眼来望一望这些说“谢谢”的都是些谁。
这种签名售书的活动如今很流行，这是各家出版社促售作家产品的一种营销手法。她太熟悉这一种场景了，她曾组织和主持过不少这一类的文化活动。只是平素搞这些活动时，她一般都是负责活动程序的安排以及活动秩序的维持，这一次，她怎么自己也成了作家，坐在长桌后，替读者签起名来了？她觉得这事有些疑惑和迷糊。
又一本书递送了上来，她没有立即签上自己的大名，她迅速地翻转到书的扉页去瞥了一眼。她发觉，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印在了作者的那行栏次中。她想喊叫说，你们是怎么搞的？怎么连作者的名字都印错了呀？她在出版社工作了这么多年，还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失误。这可是一项不可原谅的大错误啊，你们出版社的老总是谁？谁又怎么会如此混账？！在她的意识中，她仿佛觉得自己一定会认识那位老总的，而且还可能是一位很熟悉的朋友，她想当面去质问他。
一个读者将一只手从人群的无数双手的缠绕之中向她伸过来，手中握着一本书。一个声音高声问道：某某，是你呢，还是你丈夫的名字？而某某书是他写的呢，还是你写的呢，还是你们俩合作写的？她觉得这话问得很荒唐很无聊，甚至还带上了点挖苦的味道，但她又不得不面对。她将对方要她签名的那本新书再一次地翻到了扉页去，赫然见到那个所谓的陌生者的名字原来就是兆正的名字！而这时，她才意识到：原来，那个声音所说的某某就是他新近刚完成并出版了的一本新书的书名。这是一部最近在读书界和评论界都造成了巨大轰动效应的长篇续卷，续卷与它的那本在十年前面世的上卷互为姐妹篇，这部煌煌百万字数的巨著画轴式地展开了百年上海的历史场景，而一条贯串始终的情节主线是一个已年近百岁的欧裔殖民者的私生子是如何与上海，这座原和他有着相似身世的中国大都市，一起经历了这整整一个世纪动荡岁月的离奇故事。她从没读过此书——凡兆正写的书或文章，她都不读——但她却知道该书的书名以及内容。又有读者在向她提问题了：某某某（在梦的潜意识里，她认定：某某某应该就是书中的女主角）的生活原型是否就是某某某？而某某某与某某又是什么关系？她的那段刻骨铭心的情爱经历是真实是虚构，还是……？问题愈提愈深入，愈提愈尖锐，也愈提愈细节化。她有些害怕了，她觉得一切都有点在开始失控，她极想摆脱这种形势。
但麻烦的是：不知何时，签名售书会已经变成了一场类似于新闻发布会形式的什么会了，她的手中握着的不是一支笔，而是一只麦克风。再没人前来请她签书了，倒有好几个记者在向她发问。她认识他们中的一些，这都是些报社电台和电视台专跑文化圈的记者。有一只电视台的摄像机推上来，将镜头对准了她。她突然感觉到恐怖起来了，这种恐怖有点像八岁的时候在淮海路上的那一回：她觉得周围的人对她都有点不怀好意。她将麦克风用力一摔——她在再怎么样的场合也都必须保持她的那种身份、人格和傲气——然后抽身就想离去。但她发觉，她双腿沉沉地，根本迈不开步，她回过头来，向着不知是谁猛喝一声：“你们让我走！！”接着，便一甩袖一抬腿一用力地朝前冲去。
她将自己惊醒了：就这么样的一场梦。她在原处翻了个身，人软绵绵的，然后便撑坐了起来。她使劲地揉揉眼眶，脑袋瓜感觉很沉。她迷迷糊糊地记起了些什么来。昨夜，她很晚才睡。之前，她与秀秀一同上过一回街，吃了一餐麦当劳，然后便回家来了。整个晚上，她的心情都很焦躁，而且还充满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预感。她走进书房，漫无目的地在书桌前坐了下来。她想，她一定要做点什么，但，她能做什么呢？她摊开了信笺给我写信，她第一次那么直率那么失态那么不顾一切地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她将她这么些日子来一直埋在心
底的积言突然一下子都喷发了出来。她问我什么时候能再回上海来，她想死我了——都快想死了！啊唷，现在她记起来了，她的那封还没写完的信现在还摊放在书桌上呢。不行，她得赶快去把它收起来。
于是，她便起身，先去书房收拾了信，再去幽暗的客厅里走了一圈。一切如常。另一间房间的房门没有完全关上，有轻轻的鼾声从房内传出来。她再走到饭厅里，饭桌上摆放的物件就与昨晚上它们被撂下时一个模样。饭桌的上方有一只石英挂钟，挂钟的长针每隔一分钟都会向前跳动一小格。挂钟的边上是一份月历，月历面上密密麻麻地填满了字迹与数字。她只知道，所有这些字迹和数字都是她自己写上去的。还有谁在哪一天的哪一刻写了些什么？隔了这么些距离，又是这样的光线条件，她看不清。而她，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