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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你能想到朋友的父亲，我也得为我爸想，你说是不？他不要我独立生活，他说我的生活反正是没有别的可能的。可我得为他想，我不能总让他看见我，人要是天天见面肯定烦，你说是不，我怎么能让我爸烦我呢？！他跟我妈离婚为什么啊？没有第三者这回事，就是他天天看见我妈，看烦了，再好的人也始x住天天看啊。
我抬头看看蓝天下只有几缕轻云，这个星期日早上的阳光已经开始刺眼了，我感到眼睛有些潮湿。
今天天儿好，他说。
我收回目光看他，他稍咧着橙色的嘴唇笑着。
是的，我说，那些往外走的人都穿着旅游鞋，可能是去春游了。
肯定是，他说。我问过他们几次，他们都说是出去玩儿，你为什么不去啊？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去。
没时间还是没兴致，要不就是没伴儿？
我回答不了他的问题，即使让我面对墙说心里话我也回答不了。我有时间有兴致也有伴儿，但我已经好几年没去春游了。
可能我喜欢留在家里，我只能对他这么说。
跟我一样，我喜欢留在校园里，除了这儿我就回回家什么的。
好吧，不跟你多聊了，祝贺你找到了工作，好好干，别把这个工作弄丢了。
好，再见朋友，我也祝你好好过。他说着向我伸出手。
我们握了握手，他的手像石头一样凉。
有时候过得不好是不是？他好像忘了我们刚刚告过别。又起了一个话头。
我点点头；并没有撒谎。
试试捅捅左紧。他认真对我点点头。
我又点了点头。
听我说之前，知道有左肾的说法吗2
我摇摇头。
知道自己有两个肾。但从没分过左右对不？
我点点头。
这就对了。什么事都能试试，千万记住是左肾。我可是认真对你说的。桶桶左派能让活不下去的人活下去。这是最后的灵丹妙药。好了，朋友，现在走吧，再见了。
他像伟人那样对我稍稍摆手，让我又想到了另一个从前的疯子。而且那时候我就说过，疯子都是神，现在看我没说错。他们不让你失望。
我骑上了自行车，容进了车流，拐过了两条小街，回到了家。我把所有的窗户都敞开了，随便放了一个磁带，然后我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举起右手，像朋友那样，悄悄说了声，再见。然后我让手停在空中，然后我就开始笑了。我笑了很长时间，哎呀呀，好久没这样笑了。我真的觉得高兴。
我现在应该说说第一次看见他的情形。那天，他径直从我们后面走过来，他几乎是一边走一边说的。他说：
慢走，朋友我听出来了，你说了德语Deutsch，对不？
我们停下。
我爸是德语系教授，他接着又说。我是他儿子。
这时我感到了他的不正常，但他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马上说：
我刚从精神病院出来。我爸把我送进去的。我能理解他，不然他能怎么办？他说得对，只有把我送过去才能再把我接出来。
我们都笑了。
我媳妇是警察，长得好看，也厉害，我爸有时也怕她，警察嘛。可她怕我，她是我媳妇，这也很正常，你们说对不？
那你是干什么的？老头问他。
你是说有病以前？没等对方回答，接着又说。我也是警察。我抓过一个坏蛋，我让他抱着树，然后把他铐上了。你们要是看了肯定笑，他抱那棵树像抱女朋友似的。
我不觉得好笑。老头说。
你说对了。这不好笑。后来下雨了，我进屋去了，我把他给忘了，他抱着树在雨地里站了一宿。
我看看老头，老头的表情已经开始愤怒。
第二天一早儿，我想起来了，我跑去给他送伞，可他不要，他说他要伞没有用。他说的也对，他都湿透了，然后我就向他道歉。可他不理我。他转过头不看我，我走到另一边，他哭了。他是个坏蛋，可他哭了。太可笑了，你们说是不？
我们该走了，没时间再听你说这些。老头操着流利的汉语说。
他没再对老头说什么，却对我说，你去过德国对不？
我点点头。
那就再见了，朋友，今天天儿好，下雨不好。好了，再见。
这就是第一次见到他的那天，离开他以后一直是老头在说话，他说，这个人太恐怖了，这样的可怕的过去有什么脸对别人讲，没有人性。他越来越激动，我不得不提醒他，刚才讲述故事的人不过是个精神病患者，老头看看我，问我，你觉得我可笑？
我点头，说，有一点。
你不觉得那个人可笑吗？
我说，不。
他又一次愤怒地挥挥手，这叫什么逻辑！
我没必要向任何人解释这个逻辑，可我心里真的觉得疯子不可笑，我甚至有点吃惊他站在太阳地里，给你讲一个故事，竟比好多绞尽脑汁的作家弄得更好。他开门见山告诉你他是（或者曾经是）个精神病患者，然后就开始以自己的逻辑说开去。他竟然会调动读者，我是精神病，我现在给你讲故事……这一手，我学了好久，现在会了。我相信他从没学过，可他也会。我倒是有点觉得自己可笑。可惜换一个行当已经晚了。
我第三次见他就在前不久，这也许将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希望能平静地叙述它。
他妈妈告诉我，他也许会一直留在医院里，你能相信吗，他没有父亲，至少从他12岁起就没有了，他住在大学里是因为母亲。她在大学的图书馆工作。
在我见到他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个颇为巨大的变化，让我简单说一下。有一天，我和男朋友吃晚饭的时候来了一男一女，那个女人向我们点点头径直走进了里屋，后面的男人自然地也就跟了进去。我觉得她好像是主人，果然我没有想错。我的男朋友让我出去回避一下，他说他向我解释清楚。
我回避了，我太傻，心里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可还是没勇气不照着他的话去做。当我再回家时，他解释得很艰难，惟一说清楚的话是，他需要这个女人，这就意味着我得离开了。当年他也是这么需要我的，为此我离开了我的丈夫，在这段最后的时间里我明白了一件事。他需要那个女人，因为她还有丈夫。他曾经对我说过，他喜欢通好。我最后看着他的时候，依旧不能恨他，他不过是个病人。
道理我能想明白，可还是无法从感情上接受这个男人的逻辑，这时我想到了疯子。我去校园转了几回，都没有看见他，我觉得奇怪。我去一个小卖店打听，一个老太太告诉我他被送进精神病院了。我买了一听他喝的那种饮料。
没想到他又过去了。我说。
你说什么？老太太大声问我。
他不是又进去了吗？
又进去了是什么意思？老太太问我。
他不是第一次进精神病院吧？我问老太太。
他就是第一次进精神病院啊，你听谁说的他不是第一次？
老太太问我。
我没告诉她我听谁说的，不然她会笑话我，笑我相信一个疯子的话。我向她打听了疯子家的地址，我说我是他们家一个朋友的朋友。老太太怀疑我说的话，但还是把他家的地址告诉了我。
我见到了他的母亲，她只把门欠了一道缝儿，警惕地打量我，等着我的自我介绍和解释。我看见她的长相和疯子十分相近，就说是她儿子的朋友。接着我说，我只想知道他在哪个医院，想去看他。
这位母亲弄明白了我的企图至少没什么恶意，就把门再敞开些，对我微笑一下，然后对我点点头，示意我进去。她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很不自然，我想，她这儿肯定不经常有客人来。
这是一个两居室的房子，走廊里他的母亲向我们右边的房间伸伸手，我就进去了。站在房间的正中，我知道这是疯子的房间：简单，整洁，所有的陈设都是旧的，与他在校园向人们挥手时的感觉十分吻合。
随便坐吧。她说。
我排了一把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在很多办公室里常见的椅子坐下，她妈妈坐到那张单人床上，床铺得棱角分明，我只在部队和监狱里见过。
你不是他的朋友吧？她问我。
我看看她，只好点点头。
那你有什么事情吗？她又问我。
您知道我不是他的朋友，为什么还让我进来？
她多少对我的话感到吃惊，过一会儿她说，没人来找他，我想也没人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