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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这样经历的人，真是多极了。我想说的也还不是这个意思。除这些外，他们还把我一生从事的事业，毁得干干净净。您知道，近１５年来我在研究什么？”他冷笑地说。
沙布洛夫沉默不语，等待他的下文。
“我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在研究德意志近代史。不，我此刻连谈也不愿意谈，关于这个问题我写了些什么，哪些对，哪些不对。我只知道，我永远不会再研究这个问题了，我一辈子也不干了。当我看见这一切和失去的一切之后，我再也不能研究他们的历史了。不能研究，不愿研究。我宁愿进残废合作社去做工，战争结束后，宁愿在小摊上卖啤酒，这比回忆我在什么时候研究过德国历史，要好得多。他妈的！也许，其他人会研究这些问题，甚至一定会有人研究的，但我决不研究它了。您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沙布洛夫说。
“您今后一切都会好的。”中尉忽然叹了口气，静静地把身子从枕头上一抬，低声说道。“会好的。她马上就要回来。您不要因为我在这里碍事而生我的气，她坐在这里时，我始终看着你们。现在我这个样子是可以原谅的。 ”
他气愤地伸出一只手，往截肢的地方猛地一击，粗暴地骂了一声，接着闭上眼睛，转过身去。他紧紧地闭着眼睛，默默地躺着。
沙布洛夫也闭起眼睛。他觉得，这样闭着眼睛等安娜回来会轻松些。他躺在那里，始终在漫无边际地想安娜。同时他又想到躺在他旁边的这个人，也许，自战争开始以来，他此刻第一次这样强烈地感到幸福的人对不幸者的同情。虽然此时他人的痛苦离他很遥远，但是他内心深处充满怜悯之心。他又能说些什么呢？什么也说不出来。即使他此刻说出什么同情的话，躺在他身边的人也不会相信他的，因为他此刻满脸都是幸福的神色，这一点他自己已感觉到了。
沙布洛夫闭着眼睛躺在那里想安娜的时候，安娜正在同一栋楼里，在学校下层一个小房间里，站在主任医生面前。
外科医生中，有很多人是虚无主义者，主任医生就是其中之一。他个子不高，体格健壮，体态微胖，脸色红润，眉毛胡子整齐得像墨笔画成的。他是个很好的外科医生，曾救活了不少的人。但是他认为，他对医学持怀疑态度；在施行手术的过程中，他总是特别冷静，谈到截肢时也开玩笑；他还爱说一些带双关语的笑话，哪怕有女人在场。安娜知道这一点。安娜认为，主任医生是最不善于听取他人意见和冷酷无情的人。
因此，她鼓起勇气，坚定地向主任医生房里走去，决定直截了当地向他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不让他给自己难堪，也不让沙布洛夫受委屈，更重要的是，不让他影响她获得的美满的新生活。
“尼古拉·彼得洛维奇。”她在走进房门时说。“我求您一件事。”
“我相信，您用不着截掉什么。”他微笑地说。“可惜，所有来求我的人，常常都是关于这类的事。对不对？”
“不对。”她说。“这里有个…… 大尉，沙布洛夫大尉…… ”
“沙布洛夫？啊，记得，记得。是碰伤。怎么？”
‘他快好了。”
“也许是的。那很好。这能怎么样？”
“我妈妈就住在这个村庄里…… ”
“这也很好。可是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
“我请求您。”她一面说，一面抬起眼来望着他，“我想，在他的伤还没有痊愈以前，让他到我们家里去。”
她瞪起咄咄逼人的眼睛，使主任医生把已经到嘴边的笑话收回去了。
“我想让他到家里去。恳求您……”
“为什么？”他认真地问。
“他在那里要好些。”
“什么原因？”
“他在那里会好些。”安娜倔强地重复说。“我知道，他在那里会好些。恳求您了。”
“怎么，他是您的亲戚吗？”
“不，但是…… 我需要这样。不然，我就不能…… 我很想同他在一起。”她不顾一切地说，决心在紧急关头说出任何话来，如果他逼着她说，她可以承认任何关系，甚至撒谎也在所不惜。
主任医生认为，他的护士和卫生员常同伤员或康复的人有一点浪漫的事情是很自然的，这不违反医院的规章制度，用不着去追究，不过他经常针对这些小秘密开一些粗俗的玩笑。而像这样坦白、公开、毫无顾忌地来请求他，还是第一次。
突然，他想起了遥远的伊尔库茨克的家，想起了孩子以及他在大学时代就钟爱的妻子，——关于这一切，他从来没有同任何人谈过。可是从这次谈话中，从这突如其来的请求中，从安娜的目光中，他简直茫然不知所措了，安娜用凶狠的、充满希望的目光盯着他，使他觉得自己仿佛站在手术台旁，正在施行复杂的手术。
很明显，现在他要来决定别人的生活命运。在这种时候，他不能说“让我看看，他自己感觉身体怎样”，或者说“按院规不能这样处置”，或者说“应该考虑考虑”，幸好，他没有打算说这样的话。在这里只需说：“可以”或是“不行”，他终于说道：
“可以，好吧。”
谈话出乎意外地短暂。其实主任医生也好，安娜也好，都不知道往下再说什么，特别是准备来争辩的安娜。她茫然地，完全沉默地在主任面前站了半分钟，甚至没道谢一声，就悄悄地走出门去。
一小时后，沙布洛夫被医生用小汽车转送到村子的另一端，河边的一个小屋子里。小屋下面，静静地流淌着碧蓝的河水。这是伏尔加河无数支流之一。从河边通往小屋子的小路两旁是排小柳树，潺潺的流水，光秃秃的村庄，低矮的茅舍，在沙布洛夫看来，这里几乎也同军医院里一样静寂。
房间被隔成两半，很干净，一半是昏暗的，也很幽静。晚秋的苍蝇，低声地嗡嗡叫着；在门口迎接他们的那个孩子，静静地站着；两个不年轻的女人，一个是房东，另一个是安娜的母亲，头上裹着黑头巾，在桌旁静静地坐着。在沙布洛夫寄居这里的整整十天内，军医院里那种静寂的感觉一点也没有变。
当他跟着安娜走进屋子时，房东慢慢对他弯下腰去，谦恭地说一声“请进”，而安娜的母亲开始双手一拍，说一声“主啊”，又说道“哎，您变成什么样子了”，然后才说：“您好！”
卫生员们把沙布洛夫扶到桌旁一个农村的凳子上，他们犹豫了。
“不要紧。”沙布洛夫说，“我可以自己走到床边。你们回去吧。”
卫生员走后，房东也回到她那半间屋里去了。沙布洛夫多年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回到了早已熟悉的舒适的家里。他坐在敞开的窗户旁边的凳子上，窗外是清新的流水和腐烂叶子的气味。
“您不会受寒吧？”安娜问。“可以关上吗？”
“不，不会受寒的，你说哪里的话？”他说，特别强调这个心爱的“你”字。
安娜走到俄国式火炉边的大床跟前，火炉把房屋分成两半。她像在军医院日常做护士时那样，揭开毯子，把枕头抖蓬松，但沙布洛夫觉得，她的一举一动，特别富有滋味。他钟情地望着她，当她说“看，都铺好了”时，他竟有些惋惜。
“等等，我马上就过去。”他说。
母亲坐在桌子对面，从她的眼神看，他知道，她已同女儿谈到他了。安娜母亲此刻的外貌，完全与在爱尔屯时不一样。现在她默默地坐着，好像承受着很大的痛苦，但同时眼神又是那么宁静而豁亮，她一切都见到了，心里也盘算好了，现在只等待这一切的结局。
“这里比在爱尔屯要好些。”沙布洛夫沉默一会儿后说。
“是好些。”她附和道。“那时我简直晕头转向，连亲戚都忘了。直到找到爱尔屯来。这里是我丈夫妹妹的家。当然好啦。简直不能比。如果全家都住在这一个屋子里，才惬意咧。”
“您瘦了。”她补充说，同时向沙布洛夫脸上望了望。（沙布洛夫觉得，她是想说他“老了”）。“瘦了。”她重复地说，并转过头去，望着默默地坐在对面桌子旁的安娜。
沙布洛夫知道，母亲这时在想，他俩将怎样在一块生活：他这么苍老，安娜却这么年轻。这一天他第二次想说，他并没有这样苍老。可是他没有说。
“她总在渡河。”母亲向安娜摆一下头，说道。“总在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