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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不了，受不了！……”萨里尼科夫扑倒在地板上，颤抖着，用拳头敲打砖地，“我受不了！妈妈，这是妈妈的歌……”
“安静！”指导员喊道，“他们就是要的这个，那些畜生！要的这个，要我们的眼泪！……”
萨里尼科夫不再作声了。音乐声依然在缀绕，但普鲁日尼科夫突然透过它捕捉到一种奇异的拖长的低音。他侧耳倾听，辨不清词句，但他明白了：某处的废墟底下，干巴、嘶哑的嗓音参差不齐地和可怕地唱起了《国际歌》。明白了这一点以后，他站起身来。
这是最后的斗争……
——指导员竭尽了最后的力气唱了起来。他哑着嗓子喊出了歌词，泪水顺着污秽的、疲惫的脸直淌。这时普鲁日尼科夫也开始唱起来，继他之后，边防战士也唱了起来。萨里尼科夫从地板上爬起来，与他们肩并肩地站着，也开始唱《国际歌》。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他们扬声歌唱，唱得那么响亮，一生中从未这样唱过。他们唱自己的歌，这歌瞬时成为对德国人的一切敦促的回答。泪水顺着肮脏的脸流淌，但他们并未感到不好意思，因为这是另外一种眼泪。这不是德军指挥部所希望的那种眼泪。
第三章
在遍地碎砖的漫长的地下室里，普鲁日尼科夫磕磕碰碰地慢慢摸索前进。他不时停下脚步往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处瞧瞧，久久用干燥的舌头舐舐早已皱成皮痂和变硬了的嘴唇。拐过第三道弯以后，应出现一个小小的火光：他曾亲自带给那个络腮胡子的憔悴的军医十支从食堂的废墟里找到的蜡烛。他时不时跌倒，每次都惊惧地抓住水壶，此时水壶里盛着他所能够弄到的最珍贵的东西：半杯混浊而带臭味的水。每走一步这水就咕嘟一声，他时刻感觉到它怎样咕嘟和怎样流来流去，特别想喝而又清醒地意识到没有权利喝。
为了转移注意力，不去想身后水壶里咕嘟作响的水，他开始计算日子。头三天保卫战的情景历历在目，可是以后的日日夜夜都浑然一体，变成了一连串的突围、轰炸、进攻、扫射、地下室里的东奔西突、同敌人短兵相接以及短暂的有如昏厥般的失去知觉。还加上永无止息的、使人衰竭的、甚至在睡梦中也念念不忘的喝水的欲望。
他们还在为指导员忙乎着，尽量把他安顿得舒适些，这时突然从什么地方出现了德国人。指导员大声疾呼，好让他们尽快地逃走。他们穿过满是窗口般的弹洞的房间不停地跑。背后响起了几声射击声，接着轰然一声爆炸：指导员进行了最后一次战斗，为他们赢得了几秒钟的时间，因而他们得以脱身，于当天穿出阁楼的顶盖，设法潜到自己人那里。萨里尼科夫又一次高兴了起来，因为他们运气好。
他们来到自己人那里，既没有水又没有子弹：只有五箱没有信管的手榴弹。夜间他们在狭窄的石头口袋里向德国人摸去，连喘带骂地用铁棒和没有信管的手榴弹砸、用刺刀和匕首捅德国人，而白天则用能抓到的一切武器击退敌人的进攻。他们也常常在淡紫色的照明弹的光亮下推开血肉模糊的尸体爬去取水。尔后，活下来的人就往回爬；用牙齿紧紧咬住军用饭盒的提梁，再也不把头低下去。谁运气不好，脸就扑在饭盒里，也许，死前还来得及喝饱水。但是他们很运气，因而也就没有权利喝水。
然而白天——从早到晚，——飞机轰炸代替了炮轰，炮轰又代替了飞机轰炸。假如轰隆声突然中止，那就意味着又是敌人敦促停止抵抗的那种机械的声音，又是给予一小时或者半小时的考虑时间，又是令人心碎的那种熟悉的歌声。于是他们就默默无语地听着这些歌曲，听着由于干渴而濒临死亡的儿童的微弱哭声。
后来接到了突围的命令，给他们输送了子弹，甚至还有手榴弹的信管。他们——三个人一起——向桥头冲去，当跑到桥中央时，德国人从二十步远的地方同时用六挺机枪狙击。普鲁日尼科夫又很运气，因为他及时翻过栏杆跳进了穆哈维茨河，尽情地喝足了水，而且终于到达了自己人那里。后来他又去那座桥，因为沃洛吉卡·杰尼什克，来自戈麦里、卡尔·马克思大街一百一十二号、门牌九号的那位边防战士，还滞留在那里。而萨里尼科夫又毫毛未损，他后来在掩蔽室里高兴他说道：
“瞧，我又幸运地回来了！有人在为我析祷，伙伴们！大概，是我奶奶去教堂越来越勤了！”
只是这一切都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作出决定把妇女和儿童送去当俘虏之前还是之后呢？一些瘦骨嶙峋的、肮脏不堪的、早就把衣服撕成了绷带而裸露身子的人们，从地缝里爬出，来到阳光融融的院子里。孩子们走不动，妇女们抱着他们，小心地绕过横七竖八的尸体，眼睛却又仔细瞧瞧每一具，因为正是这一具——被弹片杀死以后膨胀得可怕而且无法辨认的尸体——可能就是她们的丈夫、父亲或者兄弟。炮眼哑了，要塞沉寂了下来，没有为泪水而感到羞耻，德国人第一次无所顾忌地、公开站在河岸上。
这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发生在他们突围没有成功之前还是之后呢？之前还是之后？普鲁日尼科夫真想回忆清楚，然而记不起来。怎么也记不清楚。
普鲁日尼科夫指望看到那幽幽的烛光，但在尚未见到它时，尚未走到拐弯的地方，听到了呻吟声。尽管有震耳欲聋的轰炸声以及持续的耳鸣，他的听觉暂时还是良好的，况且那传入耳中的呻吟声是缠绵不绝的、嘶哑的，甚至可以说不是呻吟，而是吼叫，声音很大而且十分清晰。一个被烧伤的战士在喊叫：头天夜里德国人从飞机上扔下了凝固汽油弹，燃烧的液体击中了这个红军战士。普鲁日尼科夫亲自把他移到了地下室，因为当时他就在他的旁边，虽然他自己身上也着了火，但是不太厉害，那位战士当场就叫喊了起来，看来，一直喊到现在。
但是这种喊声不止是一个人的。普鲁日尼科夫愈是走近那容纳重伤号的僻远的地下室，这种呻吟声就愈来愈清晰。这里躺着奄奄一息的人——肠子流出来的。断腿断胳膊的，脑袋开花的，——而唯一的药品就是德国人的烧酒，再加上那个沉默寡言的军医的一双手。由于干渴和饥饿，军医的皮肤早已积成了象皮似的皱折。从这里没有人走着出去——只是抬出去咽了气的人，而近来连咽了气的也不往外抬了，因为没有人，没有力气，也没有时间。
“没带来水吗？”
军医不是为自己要水，因为在这儿，在这个充塞着垂危的和夹杂有已经死了的人的地下室里，咽一口水简直等于犯罪。军医自己宁肯忍受着缓慢渴死的折磨也从未喝过一口水。
“没有，”普鲁日尼科夫撒了个谎，“这是酒。”
他是亲自冒着清晨的飞机轰炸去取来这点水的。一路上爆炸声和弹片打在钢盔上的鸣响震耳欲聋。他终于爬到了岸边，目不旁瞬地舀了一下水，尽量多舀，自己没有从这水壶里喝过一口。他端着水，要把这唯一珍贵的东西给杰尼什克，因此撒了个谎。
“他还活着。”军医说。
军医坐在门口的一个木箱旁，木箱上一支蜡烛冒着青烟。他不紧不慢地撕着肮脏的、带弹洞的破军装布条：还要给活着的人包扎。
普鲁日尼科夫递给他三支德国香烟。军医贪婪地接了过去，但怎么也对不上火，抽不着：手在发抖，整个身子也在左右摇摆，国而感觉不到手在抖动。
在这沉闷的、充满了腐烂、疼痛和痛苦的浓重空气里，蜡烛奄奄一息。它的火焰时而凝滞，露出赤红的焰蕊，时而又突然恢复正常，往上窜去，接着又收缩起来，但却还燃烧着。燃烧着，不想熄灭。普鲁日尼科夫凝视着它，不知为什么却想到了要塞。于是他说：“命令撤退。自想办法。”
“来告别吗？”军医慢悠悠地转过脸来，仿佛每个动作都会带来痛楚，他以呆滞的、没有任何表情的目光瞧了瞧普鲁日尼科夫。
“不必告诉他们。没有必要。”
“我明自。”
“你明白？”军医仰了仰脸，“你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不明白。假如明白了，那你就不会对我说。”
“命令与你也有关。”
“可他们呢？”军医示意了一下沉浸在黑暗里的地下室，“他们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