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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处又与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课”合并，成立军事委员会特务处，仍由戴笠任处长。1937年4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与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合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党务调查处为第一处，特务处为第二处。1938年8月，蒋介石把第二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通常简称的“军统”，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1940年戴笠任局长。
③10月17日长春解放：长春宣告解放之日是1948年10月19日。10月17日国民党六十军起义，撤出防地，即人民解放军部分的解放长春。关梦龄如是记载这个日子，与他后来的遭遇紧密相联，故整理者保留了这个误点。
④长春特秘处：全称为“长春党政军特种联合会报秘书处”。1948年在解放军兵临城下，长春市人民掀起反抗斗争，在时局危机的情势下，为加紧对人民的镇压，于四月经吉林省主席、东北剿总副司令、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批准，成立了该组织。“特秘处”囊括了长春市的军、警、宪、特、政的全部力量，由保密局长春站、长春警察局、长春市政府、长春宪兵营、第一兵团司令部军法处和政工处、省党部、中统长春区、国防部史祚炎高参办事处、长春督察处等组成。郑洞国任主任委员。王中兴任主任秘书承办具体事宜。
“特秘处”建立几个月便审批逮捕二百多人，签报上级审核杀害四十余人。
在“特秘处”这个特务的联合体中，督察处起到了核心作用，它是“特秘处”罪恶活动的主要承办者。
⑤尚传道：原国民党吉林省民政厅厅长兼长春市市长。1975年3月获特赦。现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港澳台暨海外组组员，美国源流出版社驻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
⑥段克文：据1975年第七批特赦国民党人员名单记：“段克文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据尚传道《抚顺改造回忆录》记：段克文“1946年任国民党东北行营第二处秘书，趁二处处长文强公出的机会，窃取文强私章，自写介绍信，冒充少将，跑到永吉骗得国民党吉林省主席梁华盛的信任，派充省府参议，伊通县长。”又据尚传道《新生的摇篮》记：“前后特赦或刑满释放的战犯八百多人中，据知只有一个叫段克文的叛变真理，跑到美国去干他原先的特务勾当去了。”
第三章 网开一面
大逮捕
监号来了一个新犯人，是邹瑞亭，军统长春站离职的组长。我在督察处时，与我往来颇为密切。
1948年4月他从长春兑了许多款子去了北京，现在怎么又捕了回来？
邹瑞亭进屋来的时候，脚刚踏进屋内，把行李往地板上一放，两手便一举：请大家多关照！露出了家礼。坐下之后，他说我算完了。大家问他是什么官？他说是军统局少校组长。大家笑了，说：“我们这屋有个督察长叫关梦龄的，都没有事，你这个组长，不在话下。”
他认出我来，站起来拉了我的手说：“见到你真不容易，北京的朋友都说你被镇压了。长春市除了你还有谁？官大的多了，可是实际办事的你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能看到你，我对宽大政策不怀疑了。你胖了。”
我们俩坐下来谈起来了，他说：“1948年我到了北京，带了许多款，有几百两黄金，不成想被长春一个商人杨霭祥骗去，没要回多少。没有办法，我借了几个钱，开了一个煤铺，1950年到了天津，天津公安第十分局找我去谈话，叫我以灰色面目出现，一方面叫我做买卖，一方面叫我给他们做工作，戴罪立功。我只在长春认识一些人，这样，经过了10个多月，我什么也没有干，一点成绩也没有，于是便把我逮捕，由天津解到这里。我认为这回算完了，在小红楼的一个小屋子，我把手指咬破，在白衬衣上给我老婆写了一句话：“瑞玉永别。”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天津，她们还不知我被解到这儿。想不到你在这儿，我高兴极了。”
我问邹瑞亭，在北京都看到了什么人？长春的朋友都有谁到了北京？他说：“长春站站长项迺光在1948年11月从长春化装到北京，站上的总务组组长于浩跟他一块去的。当时我在天津，项迺光派于浩到天津找我，要他的那个白金杯。原来在长春的时候，项迺光交给我一只白金杯，叫我带到北京给他经营一下，这一次他派于浩索要，我没有钱便没给他。后来他们就飞走了。”
“督察处长张国卿与项迺光前后脚到的北京，在北京交道口老刘家住了一个礼拜，也坐飞机逃走了。”
我感到邹瑞亭太势利眼，人家的东西为什么自己变卖了，还不给人家钱？项迺光已经不是长春站长了，管不着他了？小人作风。
邹瑞亭是地痞流氓，日本特务腿子，给日本人抱孩子，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日本话，后来又给白俄当仆役，又学会了俄语。伪满于长春警察六分局当特务股长。六分局住了许多白俄，归他监视，作了许多罪恶勾当。光复后，花钱运动参加了军统外围。在北京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当外勤督察员。有一次，派他去抓土匪，他不懂特务技术，叫门的时候，站在门的中间，手一敲门，里面“啪”地一枪，把他的右腿击伤，土匪没有抓着，自己先挨了枪子儿。谈起来真丢人。特务机关认为这种人没用，便放在一边不派他工作。他在医院把伤养好，一看没有人理睬他，又托人写了一封信调到东北。到沈阳后，他给军统局东北区秘书主任陈绎如行了贿，便派他到长春站工作。在长春站又行贿副站长袁士举，派他为少校组长。1947年春，因为长春战事紧张，他私自逃到沈阳，擅离职守，长春站当时的站长王力，即刻把他开除。可是他仍与军统的大小特务勾搭，以后认识了项迺光，认识了我。投机倒把，坐飞机运黄金。娶了小老婆，对他母亲与大老婆置之不理。特别在伪满的时候，倚仗日特，强奸白俄女人，逮捕无辜人民。
邹瑞亭到了我这组之后，心中很高兴，他单纯地认为：“关梦龄都没有枪毙，我有什么关系。”
这时从北京又解来一个栗宗元，他是伪满长春“三张二栗”的一栗。倚仗日本势力胡作非为，他看中了哪家姑娘，便给这家打电话，叫这个姑娘于晚上什么时候到某某饭店，如果不去，明天就抓人，说是反满抗日，是思想犯。看中了一个京剧女演员，唱完戏，就用车拉到饭店过夜，不去？行吗？邹瑞亭说他看见栗宗元了。
栗宗元自己不能写材料，叫杨文昌帮着写。
杨文昌帮着栗宗元写材料，写了一天还未写完，我把杨文昌找来，对他说：“你先把他在北京认识的社会关系写出来，检举要紧，过去的罪恶先不忙写。”
于是杨文昌启发栗宗元写社会关系，检举隐藏的反革命。他检举了不少人。郭科长一看这些材料很高兴，我又对杨文昌说：“邹瑞亭与栗宗元二人都是伪满的特务，要他们互相交待罪恶，比他们单个儿交待还有成效。你对栗宗元说，邹瑞亭不够朋友，把你的事都说出来了。这个人为了自己，就不管别人。这样一说，栗宗元受不了，就会揭发邹瑞亭。”
杨文昌果然对栗宗元这么说了，轻描淡写地一提栗宗元便受不了了。
“邹瑞亭说我什么？怎么说的？”
“算了，提这个没用，我也是听犯人说的。他不仁，咱们不能不义。不与他一般见识。他的事你又不知道。”杨文昌再三“拦阻”。
“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多得很，我说，你给我写！甭客气。”
栗宗元把邹瑞亭的罪恶检举了不少，内中有的邹瑞亭已经坦白，有的没有交待。
接着我又对邹瑞亭说：“栗宗元与你有仇吗？”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只是吵过架又好了，怎么了？”
“他说你许多坏话，咳！这小子……”
“他说我坏话？我倒要检举他！在伪满时，栗宗元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谁不知道？他那个买卖怎么来的？还不是敲诈来的！十六岁的小女孩他都强奸，缺德到家了……”
“算了，你要检举，就写材料。”
他说我代笔，写了许多栗宗元的罪恶。我给杨文昌一看，杨文昌说：“这两个小子，哪一个也活不了，有民愤。科长说有人控诉他们。”
“那就完了。”我下了结论。
小红楼的各监房门、窗，大加修理，大部分都换了新门，安上新锁，比过去坚固多了。郭科长这些日子忙得很，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