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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个人物身上，我读出了张洁的自勉、自况乃至自嘲；但她无怨无悔，反而变成一个理想追求上的完美主义者，完美得连袜子上的一根细丝都要挑剔。毫无疑问，古典审美理想，是文学理想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
英雄回到广场
张艺谋执导的影片《英雄》虽然创造了可观的票房价值，但他对英雄的诊释不过是对政治权力和商业权力的献媚，是从文化上为霸权的合理化和合法化所做的一次呼应，这样的英雄显然远离当代，远离大众。同样是以“英雄”冠名的一部中篇小说，它出自没有名气的新人陈昌平之手，却真实表现出英雄精神在当下的走向— 英雄正在走向民间，走向广场。这也显示出文学与大众文化的不同品质。大众文化为了自身的最大利益就要寻求与一切世俗权力（政治的、经济的）的合谋，在消费至上原则的统领下就可以。文学也许在现实中会有堕落的行为，但它会为自己的堕落承担责任，它会在批判精神的激发下惊醒，它终究要把自己的目标确定在人的精神和未来。小说《英雄》（载《作家》2003年3期）的主人公老高是一位普通的退休工人，老高的生活很平常，退休后更是百无聊赖，但当他走到人民广场中间，对着众人讲述战争年代英雄的历史时，他突然发现在他的内心就藏着一个伟大的英雄情结。从此他的生活就变得壮丽辉煌，他的精神也充满了阳刚之气。他甚至就活到了历史之中，自己也幻化成了一名英雄：“面前弥漫起无数的战争硝烟，年迈的老高仿佛看见自己松弛的皮肤又恢复了年轻的弹性，小腿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与自己崇仰的几占往今来的英雄们并肩战斗血洒疆场。尽管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英雄，但是他也不能给真正的英雄丢脸嘛”，这时候的老高才觉得“活出点人生的感觉来”。那位真正的老将军开始要把老高当做骗子教训，但在听了这位普通老工人的讲述后，老将军竟将他视为真正的战士，向他发号施令。
这篇充满现实性描述的小说却包含着更多的“能指”：今天的英雄会在庸常的广场上产生，英雄将修改昔日的历史，而往日的英雄已经不能给今天的广场带来激情，尽管他仍不放弃对今天的发号施令。这些“能指”不见得是作者有意给我们的，但只要作者以文学的立场触及现实时，就会传达出现实的丰富性。所以，对于铁凝的反映平民面对贫穷而求生存的艰难和无奈的短篇小说《逃跑》（载《北京文学》2003年3期），也能让我们联想到关于英雄的话题。老宋是一个多么善良的好人，灵腔剧团里谁没有得到过他的帮助？他为了家人的生存，到乡下医院锯掉了自己的一条腿，这真说得上是一次英雄壮举。但老宋是有尊严和原则的，所以哪怕他有“英雄壮举”，也不敢再见到为他捐款的老夏。这位被锯掉了一条腿的小老头儿，发现了老夏后，竟然能“佝偻的身子在游人当中冲撞，如同一只受了伤的野兽”。读到这里，一股酸楚涌上我的心头。我想，铁凝一定是怀着真诚的敬意来书写普通平民中的这位老宋的。在这篇小说里，铁凝很深沉地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于生存的话题：我们认可的道德原则，能够保障普通平民的基本生存吗？英雄应该是道德化的载体，但在这篇小说中，英雄挟带着尊严和道德逃跑，而留下了平民的生存。这种英雄的尴尬和无奈在孙春平的《包工头像鸟一样飞翔》（载《钟山》2003年2期）也有所表现。这篇小说把视线锁定有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上，包工头为了替民工们争回工钱，采取了一种极端的行为，他爬上高高的烟塔，要么得到工钱，要么壮烈牺牲，真有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英雄气概，当然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向全体民工表白自己真心的无奈之举。英雄的无奈，这也许是对弱势群体生存困境的最贴切的描述。
2003年的小说多少向人们传递了这样一个文学的信息：英雄气质逐渐返回到当代文学之中。作家们曾经以消解祟高、否定英雄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一个虚假年代的决绝，表达了他们摆脱一切思想禁锢之后的放荡不羁。但在巨大社会变革的20余年间，在与人民群众共同经历了变革中的生活压力和观念磨砺之后，作家们逐渐从放荡不羁的天空中降落到脚踏实地的大地上，对涌动在普通民众心中的英雄情结有了新感受。同时他们也体会到，缺少英雄气质的文学就缺少应有的重量。所以我们就在许多作品中感受到了英雄的呼吸声，不过作家不再去塑造高高在上的、呼风唤雨的英雄，而是让英雄回到广场— 人民的广场。
平民化的人文情怀
市场经济使建立在政治基础上的社会等级结构濒于坍塌，为平民意识的觉醒创造了空间。小说也逐渐把目光更多地投注在普通民众身上，放在写日常生活、普通人的生活上面。于是我们在小说中感受到越来越浓郁的平民意识。但即使是谈到平民意识，2003年的小说也让我们感到了某种细微的变化，这就是在关注平民生活中的一种人文情怀。
这种人文情怀首先就是一种理解。我们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从现代性的意义上阐释这句话，就并不是要证明作家的职业有多高尚，而是强调文学的本质是探询人类灵魂的。探询灵魂首先准备好理解之心，否则对方的心灵之门是不会为你开启的。叶弥的《明月寺》（载《钟山》2003年3期）是一个很精致的短篇小说，小说带我们走进山里寂静的寺院，寺院里的罗师傅和薄师傅像一对老夫老妻，他们30年前从某个城市来到这里，肯定有着不一般的经世遭遇，作者不是把读者的兴趣引向他们的隐秘，而是怀着极大的同情心去理解这两位孤独的老人，通篇小说看似平淡的叙述，却透出最温暖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也包含着对心灵的叩问。须一瓜的《淡绿色的月亮》（载《收获》2003年3期）揭示了道德的脆弱性。女主人公芥子是一位道德完美主义者，所以她怎么也接受不了她丈夫在抢劫案件中没有丝毫
反抗的事实，从此无论红丝线纠缠于她的肉体时，她的内心再也荡不起幸福感了。麦家的《让蒙面人说话》（载《山花》2003年5期）反映的是军队保密和解密的特殊工作，作者并不炫耀这个题材的神秘性，而是要借此来破译人生的密码。陈二湖这个数学高材生进人破译所后，整个人生世界就改变了。在常人眼里，他是解密的高手，又是一名精神病患者。可是陈二湖的凿语很耐人寻味：“你肯定不是你，我肯定不是我。”也许我们就无法真正进人陈二湖的内心，不是他患了精神疾病，而是我们患了精神疾病。我想，这就是一名作家对心灵的叩问。小说中的人文情怀越来越具有一种身份认同的色彩，这一方面得益于一些有着切身体验的作家进人到小说写作，如荆永鸣写的“外地人”系列，作者本人曾是一位煤矿工人，由于生产不景气只好背井离乡（或者叫下岗），到京城来闯荡。他的“外地人”系列如《北京候鸟》（载《人民文学》2003年7期）显然融进了自己的生活体验，因此他与笔下的人物处在同一个情感世界里，与他们进行“零距离”的接触。另一方面，也缘于作家对于精英文化的质疑。所以，我们从小说中读到的人文情怀，就不再是一种怜悯、同情，而是申诉、发泄，读这样的小说就会在感动之余而让我们觉得汗颜。
孟繁华在讨论2003年的中篇小说时也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他列举了一批表现最普通的底层生活的小说，如北北的《寻找妻子古菜花》、刘庆邦的《到城里去》、李洱的《龙凤呈祥》、熊正良的《我们卑微的灵魂》、陈应松的《望粮山》、杨争光的《符驮村的故事》等，认为“在这些小说中，作家一方面表达了底层阶级对现代性的向往、对现代生活的从众心理；一方面也表达了现代生活为他们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复杂后果。底层生活被作家所关注并进人文学叙事，不仅传达了中国作家本土生活的经验，而且这一经验也必然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学观。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在强势文化以轰炸的方式向弱势文化地区强侵人的时候，这二努力和消息尤其给人以鼓舞。”（见孟繁华《犹疑不决的批评》，《中华读书报》2003年11月26日）洪治纲说吸引他的“是一些对人性卑微之处有着敏锐的体察并在叙事上以轻取重的作品”，他列举了叶弥的《猛虎》、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