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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中国书报刊博览》2003年12月22日）
刘震云：手机，助长了话语喧嚣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手机》的责编告诉我，刘震云的手机不常开。试了试，果然如此，只有一次接通，其余的时候，听到的都是一个声音：您拨的用户已关机。但就是这个不常开手机，也从不发短消息的刘震云，在一部以“手机”为名的小说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手机在现实生活中带给一些人的，与方便背道而驰的种种尴尬境遇。随着冯小刚执导的同名电影的上映，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手机》成了2003年年底最红火的小说。于是通过座机，我同刘震云聊起了《手机》。
记者：据说这部小说是你同冯小刚聊天聊出来的，虽然你在日常生活中不常用手机，但小说给人的感觉是你很熟悉“手机一族”的生活，那么《手机》的创作到底是一时的灵感还是“蓄谋已久”？
刘震云：作家在处于创作状态时，神经是张开的，对周围的196事物特别敏感。那时，我在考虑下一部作品写什么，冯小刚在选择下一部电影拍什么，但我们的话题往往进行不下去，因为周围朋友的手机时常响起，打断了谈话。这时我发现，手机已经从工具变成了有生命的可以控制人的东西，这个新型社会形态中的新兴产物，导致了人物关系的变异，正如海德格尔说的：语言能够改变人与人的关系。现代人的讲话密度比过去多好多倍，这是一个话语喧嚣的时代，话语处于疯长的状态，手机助长了这种疯长。我在这本书的封底写过一句话：“世上有用的话，一天不超过十句。”很多时候都是话语泡沫，所以我决定写这个关于说话的故事，这不是“蓄谋已久”的，但却是一个长期等待的结果。
记者：书中主人公严守一是个名人，却始终过着狼狈的生活，为了一时的冲动而撒谎，再为了弥补一个谎言而撒更多的谎。虽然你在书中让严守一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卑鄙的人，但我觉得在写作中，你还是对他寄予同情的？
刘震云：我对他当然是充满感情的。严守一是一个以讲话为生的主持人，而且主持的节目是以讲真话见长的。但生活中，他却不断在说着谎话，我表现的就是这种话语失态的转换。在现实中，谎言运作的规律不是人能掌握的，这时的谎言也如手机般有了生命，它会让人失控而变得狼狈。严守一觉得自己卑鄙，那是他感到自责。
记者：这部小说和它的同名电影一出来，你和冯小刚被问得最多的问题可能就是严守一的原型是不是崔永元，我们撇开崔永元不谈，你的身边中是不是有严守一这样的人物原型？
刘震云：挺多的，但不是到处存在。他们代表一个阶层，他们衣食无优，可能会发生一些爱情故事。但我写的不是爱情故事，而是一个说话的故事。说话是物质和精神的磨合点，也是它们扭曲的体现。每个人都有口是心非的时候，虽然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手机》与我以往的小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里面有许多张嘴在说话，不只严守一一个人，还有做教授和节目策划的费墨，教台词的沈雪等，都是一些靠说话为生的人，我把这些人放在一块儿，人物关系就有了更大的变异。崔永元的谈话节目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全国各地有许多仿效他的谈话节目，但没人能做得像他那样。所以严守一的原型不是崔永元，他只是崔永元老师的一个崇拜者。
记者：在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严守一与伍月做爱时，讲了很多脏话，讲完了，却觉得像换了件新衬衫一样的干净。这样的细节把“说话”这个主题推向了极致，你是不是觉得现代人特别压抑，所以需要各种形式的发泄，包括说脏话？
刘震云：脏话虽然脏，但很真实。现实中语言的泡沫、渣滓太多，就像很厚的云层压在头上，让人喘不过气来。说了那些真实的脏话，反而是种解脱，那种感觉就像换了一件干净的新衬衫。
记者：从《一地鸡毛》到《故乡面和花朵》再到《手机》，你觉得你的创作是在层层推进，还是终点又回到起点？
刘震云：我是在一步步地寻找最佳的创作感觉。《一地鸡毛》比较偏重人的物质生活，《故乡面和花朵》关注的是人的精神层面，而《手机》是寻找物质和精神的磨合点。我以为这本书写得最好的是第三部分，它扒掉了我以前小说中加在人物身上的政治、道德、伦理等等的外衣，是纯粹的赤裸裸的心与心的碰撞，它还原了人的本质。我想这是我以后创作的增长点。
记者：《手机》经历了先剧本后小说的过程，你这是第一次采用这样创作方式吗？它的利弊在哪里？
刘震云：其实采用怎样一种创作方式无所谓，问题是很多作家把这个间题弄拧了。剧本本来是一杯葡萄酒，一些人把它变成小说时加了很多水稀释了。我觉得恰恰应该相反，有了剧本就有了一个台阶，可以以此为材料，写得更加好。电影和小说是不同的形式，对内容要求也不一样，电影需要的是面上的东西，像大海表面的浪花，小说则需要挖得更深，像海底的潜流和涡流。这样做很辛苦，但读者的反馈令我欣慰。
记者：《手机》的小说和剧本有很大的不同吗？
刘震云：有很大差别。我在小说中重新进行了布局和深挖。电影只有一个部分，而小说写了三个部分，我想让读者看到那种潜流和涡流。我可以这样说，看电影和小说，你不是和同一个人谈了两次恋爱，而是面对两个不同的人。
（蒋楚停《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12月22日）
张颐武：“中等收入者”与文学想像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近年来有关中等收人阶层的讨论相当热烈，特别是对其文学想像的关注更成为批评理论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有关这一问题的探索和中国社会变化的进程有着深刻的联系。文学想像乃是社会转型的表征。社会变化为新的文学想像提供了合法性的前提。
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到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人者的比重，提高低收人者收人水平。”“中等收人者”被写人报告，无疑显示了国家对于社会的阶层利益和阶层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高度重视，也表明中等收人者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
对于文学想像来说，中等收人者的品味和价值带来的后果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首先，一种新的“都市性”在中国文学中的崛起是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种都市性乃是将文学想像的中心转移到都市，都市开始成为文学想像的中心。
其次，与消费主义的合法化相同构，日常生活的意义被放大为文化的中心，被神圣化，而昔日的现代性的神圣价值被日常化。
再次，个人负责的价值观的崛起成为一种文化标志。
最后，国家的角色在文学想像中由“民族性”转变为“市场性”的这一转变是中等收人者崛起带来的新的文学想像策略。
中等收人者的文学想像当然有异常复杂的因素。它一方面表现了中国发展的力量和中国文学的活力；另一方面却又仍然表现了严重的问题。它在挑战我们对于文学的观察。我们如何在面对这种新的现象和话语的发展是不是简单的否定或肯定，而是在认真地回应它提出的复杂的问题，给予同样复杂的观察和思考，乃是我们必须回应的问题。这里，思考这一文学想像存在的合理性和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尖锐性之间的平衡是我们所需要的。一方面，这一文学想像也已经展现了自身的活力，它所显示的中国人改变自身命运的激情和对于新的生活的渴望自有其正当性。另一方面，它的片面的对于“底层”的冷淡和对于我们“现代性”原有的“革命”历史记忆的冷淡仍然是我们必须反思和追问的。关键是我们如何有一种更为灵活和深人的思考。
（摘自《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1期）
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技术乎？艺术乎？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网络文学是网络时代的文学，也是网上的文学。在它的身上，技术的因素比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学都要多，因而不仅容易出现如评论者所讥讽的“只见网络没有文学”的现象，而且还容易在文学观念上叛逃应有的审美设定，宽容乃至助长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以技术审美化替代艺术审美性，导致文学的“非艺术化”和“非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