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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风山被双规之后，有媒体报道陆天明向他们透露《大雪无痕》里周密的原型就是田凤山，媒体在讨论的是：既然早知道田的情况，为什么不及时举报？
陆天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重新申明了这个问题的情况。他认为，个别媒体的这种质问根本上是不成立的。他说，其实《大雪无痕》中周密的原型并非是田凤山。田的某些情况写在了另外一个人物身上。即便是这样，在写这些人物的时候，作者也是把实地调查和虚构加在了一起，而且是以虚构为主的。当时对田的情况了解得并不多，他也没有那个可能去做进一步的调查核实。他说：“如果确切掌握了他的证据，再说我为什么不揭发，那就不一样了。当时的情况是，采访于新华时，她谈到黑龙江的问题很复杂，国贸商城的案子看起来已经破了，实际上还没了结，还牵涉一些人，跟省里也有一定的关系。比如省长田凤山就不是个好东西。田到底有什么问题，她没细说。我觉得她当时也不可能了解那么多。她只是基层的一个干部，不可能知道省长的问题嘛。再说，我是中央电视台的编剧，我们去采访是编剧采访，不是记者采访，我不负责调查核实情况。记者要报道必须核实事实，你可以秘密采访，你有这个权利。中央台记者可以带秘密采访机、秘密摄像机，他有法律保护，而编剧是不可能的。编剧未经司法程序许可，未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更不能随意对一个省部级干部进行私下侦查。这一点，即便在欧美，也是不允许的。比如美国的水门事件，就是因为私下搞非法窃听，最后即便是贵为总统的尼克松，也依法接受了惩罚。我没掌握事实，怎么揭发？不可能嘛。”
文学必须与时代有关
陆天明的作品在内地流传广泛，具有自己的独特性。相对于现在的私人化写作，他的作品有宏大叙事和理想主义的影子存在。这种风格是怎么形成的呢？
陆天明说：“从我的个人经历来说，我跟你们现在文学圈里的青年作家不一样。我是从‘文革’时期搞文学的，对文学、人生、社会、历史的认识，几十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必须完成一个自我蜕变的过程，就像一条蛇逐层脱皮。因此，可以这么说，这二三十年我经历了一个艰难的重新认识文学和认识人生的过程。我一直在追间，究竟什么是真文学？在最初阶段，我认为党和革命就是文学。那时候我十八九岁，满脑子拯救世界，改造中国的念头。现在我也并不对此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一个作家假如心中没有一点关注世界关注人类命运的信念，所思所想只有自己那个小我的得失，我总是很难相信这样的人会成为优秀的作家，能写出为历史肯定的大作品来。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来说，是付出了‘血’和青春的代价的。这是我搞文学的第一阶段。”
后来，陆天明就开始寻找那些年里丢失的东西，进人了他人生和创作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陆天明找到了什么东西？“那就是要找到自我，找到我创作的艺术个性，我独立思考的进程。因为你是作家，你必须向世界表达个人对世界的感受和情感，通过你的艺术个性，进行创造性的艺术活动。除了这个就没有文学、没有艺术。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泥日》、《桑拿高地的太阳》和《木凸》。但在此以后，我仍觉得有点问题。作家拥有了自我，拥有了自己的艺术个性后，就解决一切问题了吗？那时候文坛上个人化之风越来越烈。似乎只要个人化了，一切就OK了。搞到后来，文学艺术只有远离社会远离时代远离大众才成其为文学，才成其为艺术。这样的文学，这样的艺术当然很有特点，但结果是从极端的个人化走向极端的私人化，人性去除了社会性的人，必然只剩下了‘性’。于是作家从上三路写到了下三路……我并不认为文学要回避性。但如果在作家笔下，人性只剩下了性，文学也一定最后走向了末路。”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中国文学艺术的萎软苍白，一个又一个所谓的纯文学刊物倒闭，小说诗歌话剧电影相继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这是无法回避的“残酷事实”。陆天明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源，是文学艺术人无视了（或者说有意蔑视了）现实和人民。“我们的实际情况跟欧美还不一样。他们的社会形态几百年来基本是稳定的。但中国有个特殊情况：当下正激烈地发生变化，尤其是这20多年，几乎每个家庭都在变异中。整个社会好似发生了火山爆发式的变化。在这个时候，如果文学纯粹躲在边上做象牙塔的呻吟，我认为是不会被处于剧变中的人民理解和接受的，也是不应该的。大地震发生时，所有对象都在哭，在叫，在痛，都在奋争，前行，而你这个文学却完全与他们无关，你这样远离社会远离时代去写纯个人，表现出来的人也是不真实的嘛。”
“文学是表现人的，而人就是这种状态，你不关注行吗？”逐渐地陆天明认识到，有必要做一种具有参与性的文学，有必要做一种大众化的宏大叙事实验。这样陆天明就写了《苍天在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然后又写了《大雪无痕》和《省委书记》。“现在有一些人觉得，贴近现实的作者和作品都是在讨好当下。这话实在是说得没道理。讨好当下，不是一概地‘卑下’。如果说讨好的是当下的平民百姓，有什么不好？为当下的平民百姓抒发心声，何罪之有？在当今的中国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敢碰禁区，是不是要比躲在象牙塔里搞个人呻吟艰难一百倍一千倍？”
反腐文学需要突破
从《苍天在上》到《大雪无痕》，都被称为反腐文学，但这其中的变化却是巨大的，陆天明本人是怎样评价这两部作品的区别的呢？
“《苍天在上》之后，我有五年没有写，其实在那以后我可以借着那个大好的势头每年都可以写一部两部类似的作品。从经济上也是大有利的。当时，我们剧组到天津去搞活动，让一些人认出来了，好多存车的看车的中年妇女，都围上来了，敲着车窗说你们要写续集啊，黄江北到后来到底怎么样了？追着车跑，场面很动人。但我没有往下写。写续集，一般都出力不讨好。但主要原因不在此。一个是当时我觉得自己很累，确实有点写不下去。《苍天在上》出笼是很艰难的，这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可以讲三天三夜。作品终于面世了，我也筋疲力尽了。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改改路子，写一点不那么尖锐的东西，可以不累，还可以挣大钱。这路子我不想走。还有一条路就是坚持《苍天》的路子，仍会受欢迎；但当时我又没力气坚持了。只有放下暂时不写了。再一个原因就是在艺术上我要搞突破。我不能也不愿意重复自己，如果要继续写，我必须对前一部作品有所突破，有所不同。这是我一贯坚持的原则。但那时候，我感到自己一时还突破不了。找不到突破口。于是就放下了。后来的突破在什么地方？这就回答了你问的区别问题。当时的突破还是在腐败的认识论上，我塑造了周密这个形象。在《苍天在上》里面，凡是腐败分子都是个人品格造成的，都有点脸谱化。到了《大雪无痕》的里面我塑造了周密，开始接触体制的得失利害问题。有人说，这个剧本以后有说头的就是这个人物。不能把腐败的原因归结到个人身上，这一点，这一笔其实细究起来很厉害。”
陆天明认为：“现在反腐败作品，包括我自己的作品，整体上都处于初级阶段，而且面临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就是都在落人了一种模式，一个套子，以表现事件和案件为多。写问题为主。还没有把笔墨的重点真正转移到‘人’身上来。这个可以比照苏俄的战争文学。俄罗斯的战争文学早期无非是写红军胜利，白军失败，打仗，英雄主义，现在我们的反腐败文学也处于这个阶段，一个案子，怎么曲折，然后清官战胜贪官。苏俄的战争文学到了后来已经不再写战场了。战争文学离开了战场，照样在写战争。什么时候我们写反贪不再局限在案子上了，我们就有突破了。当然，我不是说反腐败就不能写案件。好莱坞写警匪片，那个老套子搞了多少年？仍在年年出新。关键还在于把人写好。香港的《无间道》也是警匪片，就搞得不一样嘛。但他们的的确确跳出了一般的破案模式，确确实实在写人。”
（王小鲁《中国书报刊博览》2003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