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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所以我这次用的一个语调就是我想追述一个哥哥的叙述，我觉得那种叙述有一种魅力，就是把不美的东西也吹得很牛，把不好的东西说得很好听。所以我写的时候既有一种读者的眼光，读者的眼光就是他想听这样一种声音，可能他是自娱自乐的吹，而且平心而论可能是一种很悲惨的事，做知青、失业、下岗，都是这样的东西。
记者：莫言曾经说过这部小说写了一个男人曲折混乱的性史。
叶兆言：这是我第一部用第一人称来写的小说，是写一个比我大10岁的人，就是他自己在叙述自己的故事，这种叙述我很少有的，这是我的第一部主观小说。另外一个，他是在说自己的一生。因为时间定的是从他当知青的那天开始，在船上看上了一个女的，一直到2008年。它是一个平缓过渡，他们说这是一个知青小说，那完全不对。整个40年，是一个匀速，我自己写得也比较精细，几乎没有侧重。我写的是我所熟悉的哥哥们的那些故事，其实是描述一种虚拟的兄长，兄长情结，我没有哥哥，那种感情特别强烈，我就描述一个不存在的那种东西。因为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人倒霉的事都赶上了。但是在写作的人眼里，其实不以成败论英雄，因为他们的生活很丰富。小说里有一个纯爱情的核心。我这个小说有很多寓言在里面，幸福老是在他手边，一旦得到了就很快失去。其实我是想讲爱是多么顽固，又想讲人的那种背叛之心多么顽固。
记者：你去年的小说《没有玻璃的花房》写了多久？
叶兆言：很慢，写了一年了，而且就16万字。我觉得我冥冥之中在悄悄地叙述一个当代的故事，写“文化大革命”十年像我这样一个人的成长的经历。其实从小说的母本来说就是《铁皮鼓》、高尔基的《童年》、托尔斯泰的《少年》，就是你特别熟悉的那一代人的成长故事。我其实是说的我成长中间的那个时代，可能区别在这。那个说的是前面十年，将近50年的历史，我觉得这个50年是基本上跟我非常接近的50年。有这么一种感觉，确实是对当代生活的一种关照。还有一点我觉得我想也差不多，我写历史也好，写这个也好，其实有一种历史观念在里面。
记者：你把这个小说的背景放在当代或者近代，和把小说放在历史背景里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吗？
叶兆言：没什么太大区别，我就特别喜欢反差，我两部当代弄完了以后，我很可能就去写历史了。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处在一个被别人了解的反面挺有意思的。比如，他说叶兆言开始写当代了，其实我在写历史，就会觉得非常得意，我觉得有这种游戏精神在里边。我觉得这个窃喜也很有意思。
记者：你曾经说过，你的很多作品来自于阅读的经验。
叶兆言：应该是。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哪有那么多的经验，一个就是阅读，阅读就意味着你所有的经验是间接的。还有就是想像，想像确实太重要了。阅读是生活的一面，像一个鸟飞起来一样，它是两个翅膀之一，另外一个翅膀就是想像。它两个东西扇起来就飞起来了。光阅读肯定不行，但是光想像肯定也不行，因为您想像的东西别人可能都有了，因为想像是弥补你阅读所没有的东西。我觉得想像更多的是你可以创造你没有读到的东西，要无中生有，因为写作其实就是一种模仿，一种是正模仿，一个叫反模仿。正模仿就是别人这样我也这样，但写作更多的是反模仿，别人这样我就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有黑才有白，你没有定位，你根本没办法做。我觉得阅读更多的是定出黑和白。
记者：有一种说法，一个作家持续不断地写作，是因为他希望在写作当中得到一种救赎。
叶兆言：我喜欢用比较中性一点的词，因为救赎比较神圣，比较伟大一点，因为我经过“文化大革命”出来的这种感觉，我特别怕大词，我更愿意用一些比较平淡的词，因为不一定有意义。我觉得写作有修行的那一面，就是像和尚念阿弥陀佛那样的意义。它会使你少想一点那些庸俗的东西。你写的是一堆废纸，谁也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它可以起到修行的作用，你可以在写作的这段时间变得比较纯粹。起码我觉得写作这个过程是比较愉快的。写作面临着两种愉快，一种是你能写出来，还有你写不出来也是一种偷快。我有一种恐惧感，我知道一个作家能写的时间不长，就像你的性能力到一定时候会失去一样。我就感觉到其实上个世纪一百年，真正适合于写作的时间也就一二十年，因为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因素，不单单是你自己的问题，各种原因，也有可能是外面的因素都很好，但你也可能写不出来。比如张爱玲，她只能有那个沦陷区才能写东西，一旦退出就不能写，所以我有一种潜在的想法就是能写就写吧。我眼中的作家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写作，你今天也许觉得我可以写的时间多着呢，说老实话，说没有就没有，而且说放弃就放弃掉了。身边的很多的例子也证明这一点，写作是很脆弱的，作家也是很脆弱的，我就觉得自己是个脆弱的人。所以我为什么在这种状态下不愿意停下来，跟这个有关系。我祖父说来也是一个作家，其实他一辈子就写了没几年，根本没有写作的时间，或者是没有写作的机缘。我觉得当代的好多的作家也是这样，他们可能才能不缺，时间不缺，但是他们可能说不写就不写了。我想各种原因都有，所以我就提醒自己别给自己找理由，尤其我又这么好这个，我就混一天是一天吧，像下围棋一样的，赶快下。
记者：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劳碌？
叶兆言：我不觉得。我没有什么其他爱好，我是很庸俗的人，很平庸。另外，其实写作很宁静，我这个话是很真心的，很多时候我是通过写来思考，不写的话，其实根本没有思考。我基本上每天写六个小时，其中绝大部分时间不在写，是在思想，就是通过写作这个行为在想，而我不通过写作，我就不想了。或者说，通过写都不一定能想明白，但不写的话其实根本就没想。所以我觉得把它称为修行更确切，如果不写的话，就根本不在想，比如脑子里假设一些情节的话，那都是虚的，都是没有的。别看一天写作6个小时，其实真正写作一两个小时就够了，大多数时间都不是在写作，写作是这样一个状态，它实际上是一个等待。其实我们都在等待。我觉得就是这样的，等待就是一个凝聚的过程。我在写的时候，大多数也是这样子，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在马不停蹄地写，但是很多时候在等待马不停蹄的到达。
（王寅《南方周末》2003年11月17日）
金庸：修改原著绝非为版税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参加羊城书市系列活动的金庸昨晚抵达广州，下榻白云山脚下的鸣泉居。在此，金庸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言谈中，喜欢别人称呼其为查先生的金庸尽显其“大侠”风范，直述了他对人生、治学和生活三个方面的看法。查先生怒斥现在市面上的一些对新版《金庸全集》进行盗版的行为，对广州在打击盗版方面的工作，查先生表示十分满意，并称这是他与广州出版社签订委托出版新版全集合同的原因之一。
新版全集版税仍维持在15％
记者：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武侠小说家，您拥有3亿多的读者，可以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您的一言一行都会引起喜欢你的书迷们的关注，您这次来广州主要目的是什么？
金庸：这次来广州主要的活动就是参加羊城书市的活动。广州出版社这次出版我的作品，对于盗版的打击力度很大，情况之好是以前没有过的。对此，我很满意，我这次也是专程前来感谢广州市政府以及有关方面的工作的。中国自从加人世贸之后，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来越重视。广州曾有一家分销处，出售三部金庸小说的盗版，被查处后还在广州日报上登报道歉。台湾曾经有一个出版商盗了我的作品被判七年刑，他找到我请我向法官说说情，让他少坐几年。我说讲情不讲，记住下次不盗。
在采访中，金庸特别声明：虽然广州及广东对我的作品的反盗版工作做得不错，但内地别的地方还存在着一些盗版的现象，我希望通过《广州日报》，呼吁广大媒体和读者关注这些事情，大家都来维护知识产权，支持正版书，不买翻版书。
记者：在您开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