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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不再说评论界了，“《花腔》热”还在持续中，普通读者的反映如何？据说海外的反映也不错，有不少读者给你来信交流吧？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答：我收到过很多来信，有些是直接写给我的，有些是出版社转来的。有些读者从中看到了自己或者父辈的人生，所以有很多感慨。有一位在美国的华人，已经退休了，她认为书中的冰莹就是她姐姐，葛任就是她姐夫，向我索要葛任的自传《行走的影子》。福建有一位读者，写信告诉我，现在通往白破镇的路已经修好了，还说书中的白破镇就是现实中的黄塘镇。原来，他利用假期，沿着书中提到的路线自己跑了一趟。
问：现在是消费时代，现实中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已经远离了没有实用价值的文学，那么文学对青年人到底还有什么价值？
答：因人而异，一些人喜欢，一些人不喜欢，这太正常了。一些年轻人可以不读小说，但他读的是小说派生出来的东西，比如电影、电视，那也是文学艺术。在这个时代，文学确实常常与那些无用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类似于陶罐。这不仅是文学的处境，也是所有从事人文学科的人面临的共同处境。在商品经济时代，人文学科在有些人眼里甚至成了笑谈，但是文学，或者别的人文学科的意义，仍然是不能抹去的，它丰富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丰富了我们的想像力，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判断依据，使世界更具有人性。没有文学，这个世界会很干燥。文学使我们眼中有泪，心中柔软。 （陈智民张柠《北京青年报》2003年2月18日）
北村：“我不会针对市场写作”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记者：你的小说转化为影视作品的数量较多。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一是你的小说好看；二是你走的是文学与市场紧密结合的路？
北村：我重视心灵写作，重视精神层面的东西，从不针对市场写作。有一点，我非常喜欢电影，经常看碟片，所以我的小说中结构、语言、情节影像性的东西多一些，这可能也是导演觉得好改编的原因之一。
记者：大家都知道，电影《周渔的火车》与你的小说在角色上有很大的变动，主要人物从一男二女变为一女二男。这个改动很大。你为什么愿意做如此大的改动？你觉得电影忠实地表现了你在小说中想表达的主题了吗？
北村：小说改编成电影可以从三方面人手：一是故事情节；二是人物；三是深刻主题。只要哪一方面理解上允和了，导演与原作者一致了，那么作品就可以放手让导演去改编。我的小说注重人性，是心灵产物。它不会因性别、社会角色、职业等外在的东西改变而降低了作品本身的表达力。这一点我有自信。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只要导演尊重小说的核心，那么原作者要尊重导演的再创造力。从电影本身看，它对小说核心内涵没有改动，对基本人物框架没有改动，大情节方向也没有改动，有的只是细节上的一些改动，毕竟电影与小说不同，要有可操作性。我对这些改动没有意见。而且，它也表现了我原作中要表达的主题。
记者：你的《城市猎人》、《台湾海峡》已拍成电视，《武则天》、《强暴》也已授权拍成影视作品，现在《周渔的火车》正在热播和热炒，有评论说，北村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心灵，把文学纯粹变成了挣钱的工具，是投机性的行为，等等。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
北村：我不会辩驳这样的评说。相反，我会警觉，并惶恐自己内心的变化。有质疑，不是坏事。人的力量很脆弱，需要时不时的反省和清醒。说实话，从《周渔的火车》这部电影看，它的热播的确增加了小说的发行量，但我把它看做是一时的行为，过后又会烟消云散。我只会更加严肃认真地写作。文学很难进行商业欺诈，如果有欺诈，那么它欺诈的肯定是自己的良知；作家不可能玩弄市场，相反，市场会把作家玩弄了。另外，说一下这部电影，这是好导演好演员的结合，是纯粹的艺术片。我和孙周在探讨时就把它当做一件非常严肃的行为，根本没有考虑到市场，没有想到商业运作。所以，有人说投机，不知从何说起？
记者：因为电影的吃喝，成就了小说的发行量。你对此如何理解？
北村：电影绝对会提高小说的发行量，但这行为是中性的。不在这行为本身，关键在于作家的作品好不好。好作品会因为传得快而越传越好，不好的作品也会越传越坏。作家如果因为电影的吃喝而过度兴奋，会使创作背离良心规则，说严重点，最后自取灭亡。
记者：记得你好像在一本书的自序里说过：“从写第一篇小说起直到现在，我惟一对得起读者的是，我从来不为文学之外的原因去违背文学的规律，或者违背良心。这是最后一根真实的管道，请保留它的某种纯粹吧。”你一直坚持这样做吗？
北村：当然。我会一直这么做下去。 （雪呆子《人民网》2003年3月12日）
贾平凹：文学比的就是精神境界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有一些作家很有名，也非常重要，写过影响很大的作品，但一段时间过后，你慢慢发现这个作家只具有某种社会学的意义，艺术上可以不必谈它。
贾平凹：我看了一个资料，拉美那些作家，他们本土文化特别丰富和有特点，他们差不多都去过欧洲，在那里接受了新的文学观念，回去就写他们本土的东西。欧洲是出小说的地方，一些国家可以说是小说国家，那里的花样多，观念变化快，但那里现在太平稳了，一切都定型了，能出新的观念和花样却难出现多么伟大的小说了。只有发展中国家的人，接受了他们的新观念新花样去写自己本土生活，才容易出好作品。所以说，这存在两个因素，一是必须是新的观念，再是有丰富的本土生活。
谢有顺：这方面，五四期间的作家做得比较好。他们也处于时代大转型时期，大多留过洋，去过欧洲、美国或日本，对他国的文明有比较深的了解，但他们很多人又读过私塾，学过文言文，精通中国古代的典籍，对中国的文化传统钻研得深，传统和现代的东西，在他们身上就结合得比较好。不说其他，单说语言，五四一代的作家，在语言上都很有个性，比如鲁迅的语言，那真是一个巅峰状态，只要读几句，你就知道那是鲁迅的语言，谁也模仿不了，那种简练、泼辣，那股劲，那个味道，只有鲁迅有。包括那么多现代作家写的很漂亮的散文，都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本身，也能反映一个作家背后的思想意识。有文言的味道，精粹，又有现代口语的朴白和韵味，一结合，就产生文气。到现在为止，读中国现代作家，语言上还是最滋养我们的，鲁迅的小说，到现在还是最优秀的；还有一大批年轻的女作家，都从张爱玲的语感里面，获得了如何叙述城市，叙述日常生活的灵感；有人从沈从文的文字里，学到了写作的秘密，像后来的汪曾棋等人，用一种比较唯美、比较感性的语言表现事物。这是一条路，中国化跟现代化如何在语言里结合起来，这是产生伟大作家的惟一的路。
贾平凹：有的作家你说着容易懂，有的你难以把握他的思维脉络。张爱玲我感兴趣，她的艺术感觉一般人是难具备的，描写一种东西，一般人是一种感受一种想像，她不停地给你迸发，像打水漂儿，石片子要在水面上飘闪数次。有些作家是较容易了解的，你把他读多了，能寻得着他的思维脉络，有些作品你无法把握，这就是天才作家了。
谢有顺：所以有些作家，可以把他称之为“作家中的作家”，他不但记录了他那个时代里个人的内心真实，还给后来的作家提供写作上的启示。有一些作家很有名，也非常重要，写过影响很大的作品，但一段时间过后，你慢慢发现这个作家只具有某种社会学的意义，艺术上可以不必谈它。某作家写过某作品，这个作品描写了什么生活，或者控诉了什么，展现了什么，让我们知道当时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社会学的意义。有一些作家能超越时代，无论什么时期的人读它，都可以从他那里获得写作上的启示，比如沈从文、张爱玲，包括鲁迅，或者博尔赫斯、福克纳，他会给你带来写作上的启示，他们写了什么可以忽略，但他们那种写法，那种观察事物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