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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深刻的联系。今天中国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在历史上选择或者被迫选择的结果。我特别关心鲁迅、陈独秀、瞿秋白在当初的选择，读了大量的书。但很难说读这些书仅仅是为了写一部小说。首先是我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有疼痛感。我甚至想，这种疼痛感是双向的：我们对那段历史有疼痛感，他们如果能想像到今天的生活，当时也会有疼痛感。我忍不住要设身处地去想像当初他们的选择，以及可能有的另外选择。我一闭眼就能看到他们。这样的生活大概持续了有七八年之久，但具体到这部小说，真正坐下来写我用了3年。前后写了100万字，经反复修改，成了现在的规模。
问：有很多权威评论家，比如李敬泽、李洁非、陈晓明等都认为《花腔》的出现对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将在文学史上占有地位。他们认为20世纪60年代作家的成就表现在中短篇创作领域，而《花腔》才是这代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据我所知，前辈作家和同辈作家也有很高的评价，对此你有何看法？
答：同代人中，我写长篇是比较晚的。我经常听有人说谁的小说原来是短篇，后来改成了长篇。我很吃惊。因为长篇和短篇是两种不同的形式，有各自不同的品格。前辈作家中，阎连科、莫言、格非等人，对《花腔》有很高的评价。同辈作家中，毕飞宇、张生等人也说过一些赞美之语。但我自己没有把它和别的作品比，因为每个人的写作都不同，无法比。不要去想什么文学史，什么里程碑，那些大词会把人压垮的。
问：在一片叫好声中，广东的评论家张柠却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我不喜欢花腔》，你是否看过？
答：我在网上看到的。事先有很多人向我提起过这篇文章，还有人说我和张柠演双簧呢，是一种促销手段，让我哭笑不得。事先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他不喜欢。他说，李洱，你的长篇应该围绕三个词来写，青春、梦幻、身体。‘张柠兄大概身体比我好，梦也比我多，青春期也比我长，他在电话中反复向我说，历史跟我们没有关系。问题是他越讲得多，我就越觉得有关系，我甚至觉得女人坐月子、婴儿吃奶的习惯都是历史的产物。好多外国女人就不坐月子，剪断脐带散步回家，顺便逛逛商店。历史感其实就是一种自我意识，比如动物就没有历史感。鸡孵鸡二十一，鸭孵鸭二十八。到了21天，小鸡就出壳了，到了28天，鸭也孵出来了。张柠的语录是：诗比历史更长久。他这句话也可理解为历史比诗更短暂。既然把诗和历史放在一起比比谁的长谁的短，那怎么会没关系呢？我想张柠的意思首先是说，历史与他没有关系。或许真的没有关系，作为朋友我只好认为这对他来说是个好事，因为没有历史感可以保证他的快乐比别人多。
问：《花腔》字字泣血，精到、从容、浓缩、机智、幽默、内敛、自省。《花腔》就像一座经典雕塑，一笔一画精雕细刻。我从来没有这样字斟句酌地去阅读小说，还是忍不住想听听您自己的创作感受。
答：写了三年，可以说是一次精神历险。对书中的主人公葛任，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激之情。我对一些朋友说，能够伴随葛任先生对读者一诉衷肠，是我的幸运。在我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葛任羞涩的面容总在我面前浮动。面对历史转折关头的血雨腥风，面对各种毁灭性的力量，人们的神经应该像鞋底一样硬，像床垫一样厚，而葛任这样时常脸红的人自然显得不合时宜。但我相信，许多读者都会从葛任的经历中，看到一种存在的勇气，一种面对威胁而艰难地寻求自我肯定的力量。我收到过很多读者来信，我发现很多读者都完全读懂了这部小说。
问：《花腔》通过三个讲述人，叙述了一个知识分子卷人革命的过程，主人公葛任的命运到最后仍然是个悬念，体现了历史的复杂性。那么，在复杂的历史面前，一个知识分子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答：首先应该保持个人的独立性、个人的判断力、个人的尊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不同的知识分子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历史的进程中去。当我强调“个人”这个词的时候，我并没有把它与历史、与时代对峙起来。因为在我看来， “个人”这个词是敞开的，而不是封闭的。只有保持个人的独立性，才会有整体上的丰富与和谐，这个世界才可能会有人性。否则，一切都谈不上了。在这方面，教训太沉重了。
问：从古到今，有多少高扬理想主义大旗的作家为道义而殉身，有了理想的文学何以没有理想的现实？有了小说《花腔》，现实中的人就不耍花腔了吗？如果没有，那么文学的价值何在？
答：文学对现实的影响，不是那种立竿见影式的。文学的首要意义，是丰富一个民族的语言。所以我们才会说，没有普希金就没有现代俄语，没有鲁迅等“五四”一代作家的努力，现代汉语就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表现力。在我眼里，作家首先意味着对语言的责任感。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式的。指望一部作品对现实生活构成多么大的影响，那就太不现实了。
问：《花腔》有个小标题叫“历史诗学”。那么什么是历史诗学？它在《花腔》中的意义是什么？
答：我用这个词是想说明，历史与诗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对应关系，其实历史也是一种叙述方式。
问：有评论说加缪是你的精神导师，他对你有哪些具体的影响？
答：学者型的作家其实不乏其人，但是能将思考和写作紧密结合在一起，使自己的写作过程同时成为思想旅程的作家却鲜有其人，在中国就更少了。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很少能划分为前后几个时期的，很少能看到思想变化的脉络。如果说有变化，通常也只是句子长短的变化，篇幅大小的变化。而在加缪那里，写作与知识、伦理、实践密不可分，同时又充满着很多变化。我喜欢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写得好又写得少，他既反抗又合作，他很嬉皮又很严肃。透过他有限的几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经验当中有着别人所欠缺的复杂性。这些都是我很看重的。
问：有评论说《花腔》在艺术上是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先锋文学探索成果的一次有力综合，被称为“先锋文学的正果”。那么先锋文学的先锋性体现在什么地方？请您对先锋文学进行一次梳理。
答：先锋文学作为一个运动，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就结束了。但先锋文学不仅仅是运动，它还是一种精神，一种象征着创造力和语言变革能力的精神。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为中国文学后来的发展打下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底子。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如果你否认，你就是不诚实。但是时过境迁，那个时候的先锋文学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人们现在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比如形式和内容常常是两张皮，所表达的经验往往并非自身的经验，显得外在化，语言往往很生硬，类似于造句。我想，这并不是说那一代作家才气不够。相反，那代作家都非常聪明，才华横溢，可谓一代天骄，当初也可以说是呕心沥血。问题可能只有一个，就是文学是需要积累的，语言资源是需要多方面开发的，经验的丰富性是要以对社会的认识为底托的，如果条件不成熟，那我们只能吃那些强扭的瓜。
问：著名文学评论家王鸿生说，《花腔》不靠情节，不靠故事，不靠人物塑造，不靠观念，也不靠新的生活场景和信息，如当下的声色犬马、欲望生活、身体等，却能在很长的篇幅中，吸引读者一直读下去，这里面肯定有许多奥秘。你自己认为，里面都有哪些奥秘？
答：我的看法与王鸿生先生略有不同。我觉得它既靠了情节，靠了故事，还靠了人物和观念。当然，小说不可能是情节、故事和人物、观念的简单配置，总有些东西会从那些缝隙当中溢出。我想，那些东西就是既与读者的感受相通，又与读者的感受相悖的一些经验。所谓人乎其内，出乎其外。如果你能写得准确，它们就会像无声的雨丝，悄悄地洒落在读者的心头。如果你认为这话有点酸，那我就换个说法吧：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奥秘，奥秘都是你自己读出来的，那些雨丝不是作品洒向你的，而是你洒向作品的。这样说行吗？
问：不再说评论界了，“《花腔》热”还在持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