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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基本的趋势，而这种“市场化”运作，又常常以“媒体化”“炒作”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在2003年又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但毋庸讳言，这样的“运作”与“炒作”，对于作者、出版者和读者来说，都是既有其利又有其弊的。比如，图书包装上的“粗粮” “细作”，图书“炒作”上的“雅”作“俗”说，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作者的迷惑性，然而也让读者对这些作者和出版社产生了某些疑惑。
2003年的散文，依然是生活的五行八作的心灵感应和文学写照，而在“怎么写”上，写实性的，思辨性的，随想性的，意绪性的，都应有尽有。但总体来看，以历史人物和人文事件为素材的“大散文”写作，作为一种倾向似乎更为突出一些。这不仅表现在职业作家中有较多的人投身于此，而还表现为业余作者中版权所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有不少的人也热衷此道。前者如《在河之南） （郑彦英）、《用破一生心》（王充间）等，后者如《与历史同行》（冯伟林）、《凡圣之间》（易洪斌）等。这些作品既以深人的发掘、独特的体悟，触摸了中华文明的浑厚人文经脉，也以宏阔的视野，灵动的思维，拓展了散文的表现空间，使“大散文”在散文领域愈成气候和愈见光彩。
纪实文学尤其是报告文学，有着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的传统。2003年由“非典”、洪水构成的突发事件，恰恰给报告文学提供了丰盈的素材。因此，我们从《国难》（徐刚）、《护士长日记》（张积慧）等作品里，既看到了“国难”面前的脉脉人情，又看到了作者蕴涵在字里行间的深深优患。如果说2003年的报告文学还让人读到了几分沉重的话，那一定和《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春桃）有关。这是一部以作者之良知唤起更多人之良知的心血之作，它让人们看到了农民的种种苦难，也让人们看到了他们坚韧又缓慢的渐变。在传记文学这一小门类里，2003年中有不少作品相当惹眼，有的还位居畅销书排行的前列。从毛泽东、宋庆龄等伟人，到巴金、金庸等文人，都有不少传记类作品出版。但影响较大又雅俗共赏的，可能还是杨绛的《我们仁》。这部作品由“梦想”与“现实”两个部分组成，写出了钱锤书一家相濡以沫的人生岁月，也显出了作者以枯淡写绵长的不凡功力。
“非典”的出现，使得很多人更为看重非直接性的网上交流，因而使得文学网站一时大受欢迎，但网络文学在2003年，在涌现新人和出现新作两个方面，都没有太多的现象可圈可点。颇受关注的王小山的《我亲爱的死鬼》和苏显的《上海夏天》，前者是作者对既有经典的个人解构，后者是作者对《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的一次仿写。可称为亮点的，可能还是年底由门户网站“新浪网”主办、“榕树下”等协办的“万卷杯中国原创文学大版权所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赛”。这次大赛从11～12月的两个月间，便收到参赛作品1。8万多件，参赛作者之众，收到作品之多，都前所少见。据知，在小说这一门类里，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为数相当不少，其中分获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奖的作者阿闻、铸剑和安昌河，均为名不见经传的新人。但据由作家和评论家构成的评委讲，他们的这些获奖作品的艺术水准，与一些知名作家发在文学刊物上的头条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网络文学总体上看，还处于变动不居的成长时期。这种有读者又有专家参与的大赛，对于促进网络文学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三 批评概观
2003年文学的理论批评，整体来看，话题很丰富，视野也很开阔，在“文学叙事的变异”、“文学的想像”及小说现状、诗歌现状、网络文学的本质与特点等方面，都有相对集中的研讨和比较深人的思考。但相比较之下，文学文化批评中有关“大众文化”现象的论争和有关“文化批评的得失”的探讨，可能更属于该年度颇见新意的理论批评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切中着当下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实际。
有关“大众文化”的话题，近年来时有所见。但围绕此话题展开比较集中的研讨的，是由刊于1月23日《文艺报》上的王先需、徐敏的《为大众文艺减负》的文章引发的。两位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大众文艺是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为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消闲、娱乐等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文学样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文艺在90年代以后萌生并发展起来，它与主旋律文艺、高雅文艺一起，形成了现时期文艺领域内的三足鼎立。综观90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学的有关讨论，对作品思想内涵及审美境界偏高的期望和要求，常常使许多大众文艺的创作者、出版者在作品的思想深度、审美高度与市场生命强度三者难以兼长的情况下，莫可适从，无法自处。我们应该对大众文艺的思想深度的要求适度淡化，给大众文艺减轻负载，让它增强活力，与国外的娱乐产品竞争，将劣质的有害的产品排挤出文化市场。此文发表后，《文艺报》专设了《“大众文化”论坛》专栏，相继发表专题文章讨论“大众文化”问题。从讨论的情形看，赞成的意见不多，而批评的意见不少。不同的意见主要表现在对“大众文化”概念的理解不一和进而引申出来的不同看法上，正如一位论者所言：“大众文化”这个词本身很可疑，又人言言殊。有的人在“以消费为目的，以利润为价值定位，以表达感官欲望和身体快感为特征”的涵义上理解大众文化，有的人则在“通俗文化，消费文化”的意义上理解大众文化，这背后其实隐含了一个文化批评的价值立场问题，即“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场上”，必然对大众文化给予否定性的批评，而“站在民间大众的价值立场，以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平民化的文化观念与审美趣味”来看大众文化，则更多看到其积极的意义（赖大仁）。不能企求这个讨论马上有什么结果，不同角度的看法和不同立场的意见，藉此得以沟通和交换，都以现代理性精神来看待和评说大众文化，本身就是它的意义所在。
进人90年代之后，文学批评因种种原因面临诸多困境，表现出分散、滞后与失语等不景气现象，已越来越多地失去了在新时期曾有的影响与地位。进人新世纪之后，这一基本状况一直未有根本改变。因而，如何看待文学批评的现状，如何拓展文学批评的路子，重振文学批评的雄风，始终是文学批评界一个经常言说与反复研讨的话题。在2003年，结合新的文学现实，一些批评家开始思考有关文学批评如何引人文化研究的相关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刚一展开，不同的意见就初显端倪。王晓明、蔡翔、戴锦华等人从引人文化研究的方法以拓展新的分析角度和视野等视角认为，近十年的文学批评正在逐渐丧失它的思想活力，而引人文化研究的方法，或者说借助文化研究的眼光，来拓展新的分析角度和视野，是有可能给当代文学批评注人某种活力的。事实上，已经出现的文化研究，是在面向当代文化现实的新的思想和学术探索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他们不是鼓吹一些西方的空洞理论，而是对当下中国现实的深刻敏感。他们实际上是重新回到生活，和社会现实积极发生联系，坚持一种批判精神和立场，并对以往的知识谱系进行重新反思和清理。而陈思和、杨扬和曹文轩等人则对把文化研究引人文学批评，明显地表现出某种犹豫与保留。他们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文化研究应该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不是文学批评。国内现在处于社会转型过程，现实生活变化非常快，在文学批评还没能对变化了的现实做出有效的思想反映的情况下，文化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很快地切人现实，对一些现象和问题进行分析。但应该注意的是，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还不是一回事。文学创作不可能一下子与社会生活贴得那么近，尤其是审美方式，其变化是缓慢的。文学有自身的功能和变化节奏，要养成一个时代的审美风气意识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要改变一个时代的审美习惯很不容易。所以，不能用文化研究来替代文学批评。而已有的文化批评，已经在误导读者离开文学和文学学风的浮泛化等方面，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有关文化批评的讨论，好像一些意见互有不同，好像一些意见又互有交叉。总体来看，文化批评的批评实践以务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