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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兰的《老年悲歌— 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充满了深切的悲悯情怀，把诚挚的关怀触向接近终极的人生况味，吁请全社会对传统美德和伦理底线的固守。蒋巍的《你代表谁》则干脆挺身而出，直接为遭受不公和欺凌的弱势群体振臂而呼。这些创作活动，充分体现了报告文学作家的敬业道德和社会良知。
2003年末面世的《中国农民调查》，是报告文学创作优秀品质的高度表达。作者陈桂棣、春桃夫妇，怀着近乎宗教信仰般的最朴素、最强烈的情感，耗时3年，对安徽及周边省份50多个县市的农村，做了零距离接触的地毯式采访。收集、阅读、研究了近千万字的相关资料，其艰难曲折难以想像。两位作家苦修式的创作实践，之真诚，之执著，不能不使文坛同仁肃然。而34万几近泣血的文字更在2003这不平复的年度，引发了最后的震荡。
社会各界对此书的关注，由数十万册的正版销售和盗版疯起可见一斑。首发此作的《当代》杂志编辑的推介语是：“为自己哭泣，我们感慨，为他人哭泣，我们感动。为农民哭泣，我们感谢。多少年如一日为中国农民哭泣，我们感奋？？听他俩为哭述农民的命运，我们收获的不仅是眼泪。”《新京报》荐书专栏的推荐理由为：“《中国农民调查》是一本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对国内的三农问题做全景式描绘的杰出作品，作者以其激情洋溢的文笔对农民的悲惨命运、对相当多的农村的黑暗与衰败做了无情的揭露。它既描述了中国农民的负担、农民的困境，也详细解剖了当前农村的税费改革的萌生、启动、跌宕和发展的过程。同时，作者在这篇作品里也对中国三农问题今后的出路提出了一些思考。这将是一部对时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并非因为篇幅多浩瀚，结构多精美，而是它作为火炬，能够通过传递，点燃每一个人心中最强烈的情感。”该报评论员评价：“《中国农民调查》承载着中国人千百年来富裕梦想的重托。自‘小岗村’改革，安徽成为改变中国农村的希望之地，人们几乎把千百年农民革命的失败带来的熊熊火焰般希望，以及社会主义革命许诺，几乎全部压在安徽。安徽成为人们梦想中‘流奶和蜜的地方’。所以目前我们对《中国农民调查》怀有一种特殊的心情，因为《中国农民调查》以经纬交织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建国以来，农村恶劣的生存状况以及改变的种种努力。但是不管如何，那种在贫困和革命过程中衍生的最朴素、最强烈的情感，那种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虽历经磨难，还是铭刻在人们心中。所以当我们阅读《中国农民调查》时，总是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令我们内心震撼，令我们为苦难的农村大地哭泣……”另有特约评论员评道：“《中国农民调查》被发表和出版，据说引起城里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的震惊，一种通过意识到良心不安而意识到良心存在的心理历程因此书而开始。”文学评论家雷达认为：这部作品的文献价值远远大于它的文学价值，但它引起的轰动效应应该引发我们对文学基本功能的思考。
总之，我们有理由认为，因了《中国农民调查》的发表和出版，2003年的报告文学，就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2003年，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另一部以中国农民问题为叙写对象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是赵瑜、胡世全的《革命百里洲》。这部作品的采访大部分是在长江湖北段的一座江心孤岛— 百里洲上完成的。作者的创作精神，同样令人钦佩，耗时数年，长期扎在相对封闭的孤岛上，耐受寂寞和困苦的生活条件。所不同的是，赵、胡两位的采写活动更似科考学者的形态：耐心细致地寻觅，屏声静气地发掘。他们选取了百里洲这个因相对孤立的地理位置，而大体保存了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的基本特征和典型案例的孤岛作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大潮的冲刷积中，持出中国农民问题延绵承传的脉络这样一个写作思路，通过对百里洲这个“小麻雀”的解剖，观照中国农业社会变革的客观规律及阻碍变革的病疾根源所在，其内涵的厚重价值不可低估。
《革命百里洲》的另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对报告文学文体的探索性实验。史志型的平稳架构，为文本的叙述方式和谋篇的逻辑关系，奠定了从容不迫的风格基调。对素材的梳理和安排，着力均衡、脉络清晰，以获得最大限度的流畅和平滑。尤其在语言风格上，力避陈旧的报章式语言和所谓主流话语，绝少指点江山、大包大揽的骄躁情绪，犹如一凝神智者娓娓说古，平实中跳荡哲思的火花，静气下不乏冷峻的讥消，看似随意自如，实则严谨有序，于沉稳中显出大家风范，营造了生动鲜活的阅读畅快。《革命百里洲》的创作实践对报告文学的文体革新具有示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百里洲》的文本价值不容忽视。虽然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的合理性在理论界仍留有疑存，但并不妨碍作家们不断在这个领域里的创作追求。如果说《革命百里洲》是作者重写了一段局部地域的局部历史，那么丁三的《蓝衣社碎片》则是对一段历史存在的翻查和清洗。这部长篇历史报告试图努力揭去一些蒙在历史真实上的封条，拂去厚厚的积尘，将清晰的历史面目展示出来，让那些已久去的模糊身影，再鲜活地回到我们面前。作者的孜孜追求和艰辛付出，在作品中显而易见，所提供的文本也是一部好看且有新鲜感的成功之作。或许是作者对文学意义的刻意追求，叙写中的激越情绪，使作品基调缺失了应有的稳重，这在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中，是常常能见到的偏差。
“报告”与“文学”的争论
谈到报告文学“报告”与“文学”的关系，邓贤的《中国知青终结》不能不提到。不仅是因为它在2003年是一部重要作品，更因为是它的发表引发了一场有关“报告文学文体的合理性”及“报告文学是否已走到尽头”的不大不小的论争。
讨论的起因，是《当代》杂志在推出邓贤的《中国知青终结》时的一段编者语：“最初，是想把真的写得更真，运用了假的手法，才有了报告（纪实）文学。遇到麻烦，又把真的说成假的，天长日久，就真成假的了。然而，在读者当它是假的同时，站在侵权官司的被告席上，法官总当它是真的。于是，歌功颂德的赞美文学和无法查证的匿名隐私文学，就成为报告（纪实）文学的必归之路。”这段话本是针对邓贤作品的缺陷——“文学”过多，伤害了“报告”所引申的议论，但已隐然在预示报告文学的前景暗淡。
不多日，文学批评家李敬泽先生，就《当代》5期上的编者议论和《中国知青终结》发表短文，把《当代》编者的暗示变成率真的宣示： “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在遗忘中老去并且枯竭。”他对这则“宣示”的解释是：“这个文学中的庞然大物曾有过强健的生命，但在急剧变化的社会和文化生态中已无法生存。与小说、诗不同，报告文学没有深广的传统根基，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因缘际会的结果：既‘报告’又‘文学’，这是一种权宜之计，在大众传媒和公共知识分子缺席、稚弱的情况下，文学家以个人勇气充当‘真实’、‘思想’、‘正义’的守护者，直接参与确定公众议题。但事到如今，已经水落石出：文学家不是向公众提供事实的记者，也不是向公众提供知识的专家，他们的‘报告’不能满足我们，就像他们的‘文学’不能满足我们的一样。”因此，他针对《中国知青终结》的问题，指出了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的根本症结： “它在叙事伦理上是不成立的。任何一种文体都预设着作者、作品、读者之间久经考验的伦理关系，看一篇新闻时，我们确信记者必须为它的客观‘真实’负责，否则会被老总开除；读一部小说时，我们知道这是被豁免的‘谎言’，小说家有权利以虚构想像世界，而报告文学呢？它既承诺客观的‘真实’，又想得到虚构的豁免，天下哪有这等左右逢源的便宜事？”
李敬泽先生的论断，对报告文学界不啻是一颗爆响的炸弹。因其言重，回应也激。长期从事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的文学理论家李炳银先牛在一篇《2003年报告文学导读》的文章中提起：“最近，有人对报告文学创作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