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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伙食其实就只有一个法子：偷猪油。大队食堂是工作组下来以后临时凑起来的。除了公社化大办食堂时留下的锅灶，什么底子也没有。干部下来时只带了自己的定量粮食。每人每月的半斤定量油留在家里，下乡来揩农民的油。大队不知从哪里榨出钱，在公社食品站买了肥肉，熬出油，装了一瓦钵，好让干部们的嘴多少有些油腥。但大队找来做饭的瞎拐却是极吝啬的人。烧菜时根本不放油，只将肥肉——那层猪皮用绳子吊在灶头——每次锅烧热后，用它在锅底蹭一蹭。而且蹭得极小心，生怕蹭厚了会使干部们消化不良！菜熟了，盛到盆里，再用筷子去挑猪油拌菜，一点一点地就像挖耳屎。就这样，手还不停地哆嗦，嘴唇一下一下地咧，每一下都好像是割自己肉。挑完了，拌好了，把菜分给众人。他站在一边，用堆满眼屎的眼睛很欣慰地看着众人，期待着大家对慷慨施舍的赞美。这自然一开始就引起了李欣他们的极大愤怒。但因为刚下来，不好公开发作。便背地打听，才晓得瞎拐虽然年纪跟大队书记殷道严相当，辈份上却是他女人的叔公，竟是一个合我其谁的“皇亲国戚”。又在镇文化站唱过曲子，也就是做过“国营干部”的。李欣他们只有隐忍了，窥测时机。碰巧瞎拐又极端负责任，把给工作组做饭看成了神圣使命，从家里卷了铺盖来，每天都吃住在食堂里，以食堂为家。但还是给李欣他们捉住了机会。
每天三顿饭的间歇，瞎拐要去盘菜园。这时候，瞎拐喜欢唱曲子。不完全是为提醒大家注意他在镇文化站唱曲子、当“国营干部”的那段光荣经历，一旦唱起来，他确实很投入，很动情，什么都不再警觉。他唱的老是当地人惯唱的《拆白歌》：
从来不唱《拆白歌》，
风吹石磙飞过河，
大树抄上鱼打子，
急水滩头鸟做窠，
黄牛下了水牛婆，
……
大队几个看家的会计文书之类，在工作组的干部下队之后，也往往找个什么借口溜之乎也。大队部也就成了李欣几个“病号”的天下，听着瞎拐旁若无人的唱曲声，他们就从床上一跃而起，窜入食堂。食堂的贮藏室兼瞎拐的卧室就在灶间一侧，只有一扇同灶间相通的门。这扇门自然是用一把锁军火仓库般的大锁锁得铁紧，但门却是极老旧的，轻轻从下往上一托，便可以把整个两扇锁连结的扇页子从门臼上端下门框。俗话说，锁只锁君子。这样的门锁，连李欣这样的君子也锁不住。进去，便找那只盛猪油的瓦钵。那瓦钵竟被瞎拐藏在了自己极肮脏的床铺底下。那床铺是在两摞泥坯砖上架的几块板。为了安全稳固，万一倒塌不致跌折骨头，架得离地面很近。猪油瓦钵塞进去和抱出来都极费事的。不知瞎拐何以能这样不厌其烦，可见其心机之深。
猪油瓦钵找到之后，先仔细观察研究一番，记住那已经凝成固体的猪油表面上由瞎拐每次“挑耳屎”时形成的图案。然后整个揭去一层，再用筷子在新的水平面上依样画葫芦。取得（李欣他们不肯说“窃得”）的猪油则带回自己的房间，待瞎拐送病号饭来后，用它加餐，果然美不胜收。一连几次，瞎拐竟没有察觉，更添他们的胜利感。
黄帽子在外面奔波了一天回来，见已经“病”了几天的李欣他们还没有起床，便很关切地来问。门从里面上了闩，推了好久，里面传出高一声低一声的呻吟，很凄厉。其中还夹杂着头撞床架子的声音，似乎是痛不欲生。黄帽子喊了几声没人应，以为要出人命，猛力撞断了门闩，冲进去，却见两个年轻人，一个聚精会神在表演口技，模仿世上最悲惨的呻吟，另一个笑得满床打滚，为了抑止笑声，不得不用头去撞床架子。
黄帽子紫了脸，对随后跟进来的老杨说：
“杨组长，这也忒不像话了吧。”
老杨却不由得有些好笑，喘了几口，只说：“莫闹！”
黄帽子看出老杨并没有申张正义的意思，转身出去，口里喃喃说：“我要向县里后映。”
黄帽子真正将“反映”付诸实施，是在瞎拐发现猪油失窃之后。
当时，李欣正在用肥皂洗头。头埋在盆子里，满头满脸的肥皂沫子。
“李欣！”
黄帽子在他身后一声大吼。
李欣没有住手，依旧翻动着肥皂沫子。这一天迟早要来的。
“李欣！是不是你？！”
听到提到了极限的变了声调的怒吼，李欣很想笑。他拼命咬紧牙关，忍着。终于能抑制住笑声的爆发了，才缓缓抬起头，把眼睛上的肥皂泡沫抹开一条缝，说：
“是我呀。副组长，有什么事么？”
李欣晓得黄帽子不喜欢那个“副”字，但每次对黄帽子他都偏偏突出这个“副”字。当地人喊公社下来的人——从干部到勤杂员，一津喊“书记”；喊县里下来的工作组干部，一津喊“组长”，对李欣他们也不例外。但李欣反而把真正跟组长沾了边的黄帽子喊成“副组长”，听起来就格外像贬低黄帽子在工作组的地位。
“我不是问是不是你，我是……”
“那你喊我做什么？”
“我是，我是来问你，是不是你……”
“是我呀。”
李欣那张脸什么表情也看不见，只是一大团泡沫。
这很气人。
“我是问你，是不是贼？！”
“你这个人很有味道，哪个贼是问出来的。”
李欣的嘴巴在一大团泡沫里咧开来。
瞎拐一直就很疑惑，猪油罐出了什么鬼？他眼睛不好，心却是精细的。李欣他们手脚做得再干净，瞎拐心里的斤两总是有了改变。
几个同案犯便一致出卖了李欣。他们晓得李欣在县里许多领导的心目中很得宠，黄帽子没奈何他的。李欣也敢作敢为，把一切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肩上。
“要不要按手印？”他问，“最好把手续搞得齐全些。”
“你承认就好！”
黄帽子咬牙切齿，熬了一个通宵，写上报材料。半夜起来小解的李欣，经过他的房门，顺手敲了敲，很关切地提醒说：
“注意劳逸结合，莫熬出病来啊。灯油也要钱的。”
黄帽子没有理他，把愤怒都凝聚在笔尖上。
黄帽子控告的结果是县里给工作组长老杨打了一个长途电话来，询问怎么回事，也不晓得老杨是怎么回答的；完了，那边又要黄帽子接电话，告诫说：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抓阶级斗争上，工作组内部要注意团结。
黄帽子张了张嘴，喉结很厉害地抽动了一阵，末了还是说：
“好的，好。”
本着县里交待的要团结的精神，工作组重新作了分工。老杨说：“就让李欣跟着我吧，不再定在哪个队。”
倒把李欣提拔了。
三
黄帽子很苦恼。路教快要进入高潮的时候却出现了僵局。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地方干部（主要是股道严）不合作是一种；工作组内部不齐心，也是一种。组长老杨按他黄帽子的观念来看其实也就是一个“民主派”，船到码头车到站，因此——不客气讲，思想就有些右倾，态度就有些消极。他一个副组长，权力有限，上下都施展不开。东方红大队的路教搞到现在，就像一个做文章的人忽然觉得没有一个好题目能把做了一半的文章继续做下去。而他原是极想做一篇锦绣文章的。
这天晚上，黄帽子预先想了好多事去同老杨研究，却没有研究出一个所以然。老杨一到夜里就坐不住，寒气一上来，他就喘得老半天直不起腰。今天下午因为开民兵大会，在会上坐了一下午，被从没有玻璃的窗门里灌进的寒风吹了一下午，人觉得去了半条命。晚饭好不容易吞下去几口，就听从众人催促，抱紧个汤婆子上床了事。黄帽子在他床边坐了一会，看看他连自己的哮喘都对付不了，军国大事又何以言之，便怏怏回到自己屋里。胡乱翻了一会文件，什么印象也没留。真是五性烦躁，便也只有钻了被窝。不久却听见了敲门声。
“请进来，门没有闩的。”
黄帽子心里竟生出几分喜悦。他在工作组其实是很孤单的，他要不去寻人生事，就几乎没有人主动来找他。
进来的是李欣，一张脸惨白得怕人。
“有事？”
黄帽子很警觉。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