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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不久她的姐姐结了婚，她的新姐夫在她心理勾起了一种很奇特的同情心，不过这种情感很容易在家庭和睦的幌子下掩饰起来。 又过了不久，她的姐姐突然得病去世，临终时这位患者和她母亲都不在场。 有人把她们急急召来，但到家之前她们并没有得到关于这桩丧事的明确消息。 当这位姑娘急急忙忙赶到她死去的姐姐的床前时，有那么一瞬间，她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用文字表达出来大致是这样的：“现在他可自由了，可以娶我了。”我们可以确凿地断定，这个向她的意识暴露出连她自己也不曾意识到的对她姐夫的深挚爱情的念头，马上就被压抑了，因为她对于这个念头产生了反感。 这位姑娘病了，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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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与文明９４３
出十分严重的癔病症状。 在她接受我的治疗时，我发现她已完全忘记了在她姐姐床前发生的那幕情景，以及当时在她心中闪过的那个可怕的自私自利的冲动。 在治疗时，她终于回忆起来了，并伴随着种种极其强烈的感情的表示重演了那致病的一瞬间发生的事情。 治疗结果是，她又恢复了健康。也许我们可以从此时此刻我们所在的实际场合中借用一个不是很贴切的比喻，来向你们提供一幅表现压抑及其与之抵抗的必然联系的更生动的图画。 让我们假设，在这个安静的讲演厅里，在这些令人专心致志、令我不胜感激的模范听众中间，却有那么一个人正在打乱气氛，他时不时地发出粗俗无礼的声音，不停地说话，还直用脚在地上蹭来蹭去，使我无法继续讲演，就在这时，你们当中有三、四个身强力壮的人站了起来，经过一场很短的争斗，把这个扰乱秩序的人赶出了讲演厅。 于是他被“压抑”了，我便能够继续讲演了。而且，为了防止这种事再次出现，为了防止那个被驱逐出去的人再次冲进讲演厅来，那几位用行动实现了我的意愿的先生们便用他们的椅子堵住大门，这样，他们就在完成了“压抑”之后又建立起了“抵抗”。这样，如果你们把这场争斗的两方分别翻译成精神分析的术语“意识”和“无意识”
，你们的面前就会出现一幅表现压抑过程的较为清晰的图画。现在你们已经可以看出我们的观点和雅内的观点之间的差异。 我们并不把精神分裂看作是由精神器官固有的缺乏综合能力的现象所造成；我们是从运动机能的角度、亦即根据相对的精神力量的冲突来对此作出解释，把它看作是两种精神组合互相发生能动的斗争所造成的后果。 可是，我们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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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又引起了很多的新问题。 可能导致精神冲突的情境当然是十分普遍的；“自我”努力躲避痛苦的记忆而并不产生精神分析结果的现象也是十分常见的。 我们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倘若这种冲突后来会导致分裂，那就必然还会出现进一步的决定因素。 况且，我也很乐意在你们面前承认，关于“压抑”的设想并没有把我们带到一套心理学理论的终点，而是刚把我们领到这样一套理论的起点。 可是，我们却不得不一步一步往前走，要获得完整的知识还要等待更进一步的、更深入的研究成果。同时，试图运用“压抑”的观点来解释布洛伊尔的那个患者的病例也是行不通的。那个病例的历史不适合这一目的，因为与此相关的种种发现都是借助于催眠术的作用而获得的。 我们只能排除催眠术才能观察到“抵抗”和“压抑”
，才能更好地看清真正病原性的事件的发展进程。 催眠术掩盖了“抵抗”。使这堵墙后面的一切都无法窥见。我们从布洛伊尔的探索中获得的最有用的教益，是涉及症状和病原性经历（即精神创伤）之间的关系的那一部分内容，现在我们不能忽略用“压抑说”的观点来考虑这些发现。一眼看上去，要寻找一条从压抑通向症状形成的道路似乎确实是不可取的。 我不想在此作复杂的理论阐述，倒愿意再借用一下我刚才用来解释压抑现象的那个比喻。 你们不妨这样想，驱走那个捣乱分子并在门口设上岗哨，可能并不意味着那段故事就此结束了。也许那个被驱除的人现在感到不平，因此还会给我们继续找麻烦。 诚然，他已不在我们中间，我们已经摆脱了他，摆脱了他那无礼的笑声的谈话。 但是从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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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说来，这个“压抑”行为并没有成功；因为此刻他在门外肆无忌惮地撒起泼来。他大喊大叫，用拳头砰砰地砸门，比刚才那种无礼行为更严重地干扰了我的讲演。 在这种的情况下，假如我们尊敬的校长斯坦利。 霍尔博士肯出面充当调停者，起到息事宁人的作用，我们想必会感到庆幸。 霍尔博士就得先去和门外那个不守规矩的人谈一谈，然后进来要求我们答应重新接纳那个人，他亲自担保那个人不会再乱来了。鉴于霍尔博士的职权，我们便决定解除“压抑”
，这样我们就又得到了和平和安宁。 这个比喻可谓较好地描绘了医生在用精神分析法治疗神经症的过程中应该承担的职责。说得直截了当些，对癔病患者和其它类型的神经症患者的研究能让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们针对那个和不可忍受的愿望紧密相联的念头所采用的“压抑”手段一直是个失败。 固然，他们的确已把它赶出了意识，赶出了记忆，而且显然也使自己免除了大量的不快。 但是被压抑的愿望冲动继续存在于无意识之中，它每刻都在窥测机会“卷土重来”
，一旦如此，就会成功地向意识输送一个经过伪装、已无法辨认的替身，去代替那个被压抑的那个念头，而这个替身立刻就会同原指望已通过压抑免除了的那些不愉快的情绪难分难舍。 这种压抑观念的替身就是症状，它能够抵制“自我”为了防御而发起的进一步攻击。 所以，现在取代那种短暂冲突而出现的是一种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自行消亡的疾病。 我们只要以症状中表现出来的畸形迹象为线索跟踪下去，就能从中得到某种与原先压抑了的观念间接相似的残余内容。 替代现象的产生经过可以在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法治疗的过程中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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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出来；为了取得治愈的效果，必须把症状沿着同样的道路往回引，使它再次变成那个压抑了的念头。 如果被压抑了的念头又被重新带回到有意识的精神活动中——这是一个以克服大量抵抗为前提条件的过程——那么，患者曾尽力躲避的那种精神冲突就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取得一个比压抑行为所能提供的更好的结果。 这样的理想办法有很多。 它们可以使精神冲突和神经症产生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而且在某些特定例子中可以结合施用。 我们可以使患者的人格相信当初摒弃那个致病的愿望是不对的，而且有可能说服它全部或部分接受这个愿望；或者也可能把这个愿望引向一个更高的、所以是不会招致反感的目标（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愿望的“升华”）
；或者也可以把愿望的摒弃看成是正当的，而用借助于人类最高精神功能的谴责判断来取代这个自动的、所以也是无效的压抑机制——这样就实现了对这个愿望的意识控制。
我没能用更清晰明了的方式向你们讲述如今被称作“精神分析”的治疗方法所涉及的这些基本情况，这是必须请你们原谅的。 困难并不只是在于这是个崭新的课题。 那个尽管遭到了压抑却仍然能使我觉察它存在于无意识之中的不可调和的愿望具有怎样的性质？在可能导致压抑的失败并形成“替身”
（即症状）
之前肯定存在于任何一个人的那些主观的、构造上的决定因素是什么？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我将会在后面的讲演中再作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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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与文明３５３
第三讲
女士们、先生们：不说错话并不总是很容易的，尤其是当一个人必须说得十分简明扼要时。 因此，今天我不得不纠正我在上一次讲演中说过的一句错话。当时我对你们说，放弃了催眠术之后，我仍然坚持要求我的病人把他们所想到的一切同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有关的念头全告诉我，并明确对他们说，他们其实知道每一件他们表面上已经遗忘的事，而且进入他们大脑的那些念头当中确凿无疑地会含有我们正在探寻的东西；然后我又对你们说，进入我的患者大脑的第一个念头果真产生了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