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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性爱与文明
第二讲
女士们、先生们：大约在布洛伊尔对他所诊治的病人施用“谈疗法”的时候，巴黎萨尔拜特利尔医院的著名人物夏科也已开始研究癔病患者，他的研究后来导致了对这种病的崭新的认识。 那时他的发现在维也纳是根本不可能为人所知的。 但是，大约十年之后我和布洛伊尔合作发表我们谈论癔病现象的心理机制的《初步交流》（１８９８年）时，我们已经完全被夏科的研究迷住了。 我们把我们的病人的病源性经历看作精神创伤，并把它们同对癔病性麻痹症所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夏科最早论证的——肉体创伤等同起来；而布洛伊尔关于ｈｙｐｎｏｉｄ状态的设想本身不过是反映了这样一个实际情况：夏科曾在催眠条件下人为地重演过这种癔病性麻痹症。我在一八八五至一八八六年期间当过这位观察敏锐的法国科学家的学生。 他本人并不倾向于用心理学的观点。 最早试图对癔病中所呈现的奇异的精神活动进行深入研究的是他的学生彼埃尔。 雅内，而我们和布洛伊尔把心理的分裂和人格的分离当作我们的主要立足点就是从雅内那儿得来的，你们会发现雅内提出的关于癔病的理论十分重视当时在法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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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关于遗传和退化所起的作用。 依据他的理论，癔病是神经系统产生退化的一种形式，表现为心理综合能力的先天虚弱。 他认为，癔病患者生来就缺乏把复杂多样的精神活动综合为一个统一整体的能力，因而才出现了精神分裂的倾向。请允许我在这里打一个平常但是明了的比方，雅内的癔病患者使人联想到这样一位体力虚弱的妇女，她出门买东西，大包小包买了很多，但是她用两只胳膊和十个手指却拿不下所有的东西，于是有一样东西掉了，当她弯下腰去把它捡起来的时候，另一样东西又掉在刚才那个地方，如此反复。 这说明癔病患者的精神能力虚弱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我们在发现这种能力不足现象时，还能够发现能力部分增加的例子——好象是一种补偿。 当布洛伊尔的病人忘记了她的母语以及其它所有的语言，而只记住英语的时候，她的英语能力竟增加到很高的高度：要是递给她一本德语书，她可以一口气直接念出英语译文，既正确又流利。
后来，当我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布洛伊尔开拓的研究工作继续研究下去时，我很快就对癔病性分裂的根源形成了不同的观点（意识分化）。
由于我不像雅内那样是从实验室的实验着手研究，而是从心里怀着治疗目的着手的，因此这样一种分离——这对于随之出现的一切都具有决定性意义——是不能避免的。首先，我是受实际需要的驱使才向前探索的。 布洛伊尔所采用的那种“宣泄疗法”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使患者完全进入催眠状态，因为患者只有在催眠状态中才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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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他在正常状态中遗忘了的那些病原性联系。 可是我不久就开始讨厌催眠术这个变幻无常、简直可以说是高深莫测的同盟军了。 当我发现自己绞尽脑汁也只能使我的很小一部分患者进入催眠状态时，我便决心放弃催眠术，设法使“宣泄疗法”摆脱依赖于它的境地。 既然当时我已经可以随意改变我的大多数患者的精神情况，我便着手研究起他们的正常精神状态了。 我必须承认，起初这项工作似乎是既无意义又无希望。 我面临的任务是从患者那儿了解到某些我一无所知、甚至连患者自己也一无所知的情况。 一个人怎么能对这样的事怀有希望呢？然而，有一件事却帮了我的大忙——我幸运地回忆起了我在南锡拜访伯恩海姆时（１８９年）亲眼看到的一项极其出色、极有教益的实验。 伯恩海姆让我们看到，那些被他的催眠术诱入梦游似的状态中有些什么经历时，他们最初总是坚持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只要毫不让步，坚持追问，并明确告诉他们说他坚信他们是肯定知道的，那些被遗忘的记忆便总是能重现。于是，我也用同样的方法对待我的患者。 当我追问到他们坚持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的时候，我就明确告诉他们说他们肯定是知道的，只要说出来就成了。我甚至大胆地宣称，只要我的手一按到他们的额头上，正确的记忆就会进入他们的脑中。 就这样，我没有采用催眠术便成功地从患者那儿得到了确定他们已经遗忘的致病性场景和从这些场景潜留下来的症状之间的联系所必要的一切证据。 但是这是一种很费力的办法，长此以往会使人筋疲力竭，因此并不适合充当长久性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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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我继续采用这种方法的过程中所观察到的现象为我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之前，我一直坚持。 我发现了能证实这一事实的证据：那些遗忘的记忆并没有真正丧失。 它们仍然属于患者，并且随时会在患者联想某些未遗忘的事情时重现。但是，的确有一种力量阻碍着它们进入患者的意识，迫使它们处于无意识状态。 这种力量的存在是可以确凿地推定的，因为当你力图对抗某种力量，把无意识的记忆引入患者的意识之中时，你就会感觉到有这样一股力量在同你的努力对抗。 这种造成病态的力量以患者的抵抗形式表现出来。就是这个关于抵抗的观念奠定了我对癔病的心理活动进程的论说的基础。 事实证明，要取得治愈的效果就必须消除这种抵抗。 现在，首先从治疗的机制入手，也就有可能对这种疾病的起因形成十分明确的见解。 想必是现在正以抵抗的形式阻制已被遗忘的记忆材料进入意识的那些力量，当初导致了遗忘现象，把那些病原性的经历推出了意识。 我把这一假设的过程命名为“压抑”
，我认为它的存在已经可以由抵抗的存在这一难以否认的事实所明证。于是，接下去我们便能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例如：这些力量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从中看到癔病的病原机制的压抑究竟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等等。 只要对我们已经通过宣泄疗法认识到的病原性情景进行一些比较研究，这样的问题就不难回答了。 所有这些致病的经历都跟一种特定的愿望冲动的出现有关系，这种愿望冲动同患者的其它愿望形成鲜明的对比，并被证明是同他的人格中的伦理标准和审美标准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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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入。 它们发生过短暂的冲突，这场内心斗争的结果是，把这个不能调和的愿望“运载”到意识中的念头成了压抑的受害者，连同与它相关的所有记忆一起推出了意识的大门，从此就被遗忘掉了。 由此可知，压抑的动机是这一特定的愿望同患者的“自我”
（ｅｇｏ）之间的互不相容；压抑的动力就是患者的伦理标准和其它标准。 强行接受这种格格不入的愿望冲动，或者延长这种冲突，就会产生程度更高的不快；这样的不愉快通过压抑可以避免。 因此，我们可以把压抑看作是起到保护精神人格作用的手段之一。我不准备在这里举一连串的例子，只想讲一个我本人治疗的病例，因为单凭这一个病例，就足以使我们看清压抑的决定因素以及压抑的优点。 由于目前的特殊情况，我只要再次缩减这个病例的历史，并略去一些重要的基础材料。 患者是一位姑娘，她在分担了护理的责任之后，失去了她敬爱的父亲——同布洛伊尔的病人情况相似。 此后不久她的姐姐结了婚，她的新姐夫在她心理勾起了一种很奇特的同情心，不过这种情感很容易在家庭和睦的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