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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伊扎克居然打扮成阿拉伯人进入清真寺！“这是一个测试，看我们混在阿拉伯人中间有什么反应，”伊扎克说，他这次表现不是很好，有点紧张。
伊扎克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特种兵考试，准备正式执行任务。“我天天看新闻，不想看到你的名字，”我说。
“即使我被打死，你也看不到我的名字，”他说，特种兵到死都不会公开身份。入伍时，他们就向军队递上一份亲友名单及联系方式，一旦牺牲，军队负责通知名单上的人。
2003年年初，我外出返回以色列，在本·古里安机场入境窗口前等候。旁边窗口已经换了好几个人，我这里还是没有放行。玻璃窗背后，工作人员盯着我看了半天，打了好几个电话，最后，来了个女警察，把我带到入境处背后的一间办公室。
“坐下，等着，”她命令。“为什么？”无论我如何微笑或义正词严地要求解释，办公室里谈笑风生的女警察们只扔过来两个单词：“别问！坐下！”
一小时过去了，我已经没力气再问什么，从包里抽出一本《天才米开朗基罗》看起来。“你好，我叫基拉德，有些问题需要问你，请跟我来，”抬头，面前是个黄衬衣、咖啡色领带，圆头圆脑的中年男子，腋下夹着公文包，一男一女两名助手分立两厢。我什么都没说，站起身来。“米开朗基罗？啊，他的确是个天才，不是吗？”基拉德的眼睛已经开始工作，还千方百计逗我说话。
转了几个弯，走过一道狭长的走廊，在一扇门前立住。基拉德拿起脖子上的磁卡，在门边的电子仪器上扫了一下，门开了。一连穿过三道这样的门，终于进入一间不到两平方米的屋子。基拉德魁梧的身躯在小桌子背后落座，我在他对面，助手们坐在我左手边，形成“半包围”结构。
桌上，白炽灯照得一块铁牌闪闪发光：以色列国防部。此时看来，该翻译成“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问讯开始。基拉德的语速时快时慢，忽而又将问过的问题再问一遍，忽而又用希伯莱语同助手说上几句。他眼神犀利，或者说刻意犀利，试图射穿我脑子里的杂念。
多久去一次加沙？多久去西岸？为什么去加沙去得比去西岸勤？去西岸见谁？我答“阿拉法特”，但是没有人笑。
跟巴勒斯坦军事组织有联系吗？答“采访过亚辛”。基拉德低头作不屑状“别的呢？”
唯一让他们发笑的，是我一个月前没有通过以色列汽车驾驶执照考试。
我的手机响了好几次，机场外接我的朋友不耐烦了。另外，我的行李还在传送带上。
“认识以色列朋友吗？服过兵役的？警察？”大概是“国防部”铁牌起了作用，我马上想到伊扎克。“电话号码？”没想到，基拉德要了号码之后，立即拨通伊扎克的电话。他们俩用希伯莱语说了一通，基拉德把手机递给我，“他要跟你讲话。”
“怎么啦？”伊扎克笑着问。基拉德目不转睛直视着我，我不得不轻描淡写说：“他们要问些问题。”“不让你入境吗？”“已经两个小时了，我有朋友在机场外面等……”“嗯，我帮你找个人……”在我连连点头、挂掉电话之后，基拉德立即跟进：“伊扎克说什么？”
几分钟后，基拉德的手机响起来。他犀利的眼神突然收敛，几乎弯下腰去对着听筒，“
好，好，好……”收起电话，基拉德瞪了我一眼，“伊扎克比你想象得厉害多了！现在，‘这个人’让我赶紧结束问题，我不得不照办……”“谁？”“一个职位非常非常非常……高的人，你不要问了，”基拉德一口气说了几个“非常”，满脸沮丧。
他不再问话，向我亮出“底牌”：只有记者可以自由往来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他担心有巴勒斯坦人利用我携带东西，其中可能混有武器，或者其它足以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的东西。我告诉他，不是没有人提出过传递东西的请求，但我连一张纸都没带过，因为“我有我的原则”。显然，这个回答令他满意。“保持你的原则，”说完这句话，基拉德起身送行。
走出一道又一道门，终于看见我的两只行李箱孤零零躺在传送带上。
伊扎克很高兴我终于入境，但是他至今都没有告诉我，打电话给基拉德的到底是谁。
“扫里，扫里”是以色列犹太人萨拉模仿阿拉伯人说英语“对不起sorry”的口音。那天，她做了个恶梦：欧洲旅游途中，一个阿拉伯人突然跳下汽车，用报纸卷成筒，猛打站在路边的她，嘴里喊着：“扫里，扫里”。
在梦以外的真实里，萨拉对阿拉伯人充满“恐惧”。“走进那家超市，伙计过来跟我讲丹麦语，我用英语回答‘听不懂’……但我突然发现那个伙计和店主都是阿拉伯人，偌大一
个超市，当时只有我们三个人，”一次晚饭，她讲起在丹麦的经历，“我往冰柜那里走，紧张极了……他们听见我讲英语，一定会接着问，‘你是哪国人’？”果然，付款时，那两个阿拉伯人问，“小姐，你是哪国人啊？”萨拉眼睛不敢正视他们，含混地说了句“English（英国人）”。结果对方说：“Indian（印度人）？印度人好……”
听故事的人哄笑起来。对我来说，这不是第一次听萨拉讲“恐阿”（恐惧阿拉伯人）故事了。
萨拉曾经在以色列“工人热线”工作，接听外国劳工投诉电话，用法律手段帮助他们讨回合法权益。她说自己与许多阿拉伯人打过交道，有求助于她的工人，有希伯莱大学的同学，“但没有朋友，”她最怕与阿拉伯人谈论时事。
萨拉28岁了，从没去过约旦河西岸或加沙地带。“我对那些地方非常好奇，想看看巴勒斯坦人怎样生活，”她说，“但是我的两个朋友在希伯伦被打死……”萨拉不敢涉足巴勒斯坦城市，她的两个来自美国的犹太人朋友，在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遭当地导游“出卖”，被巴勒斯坦激进组织打死。我建议她裹上头巾、坐在我的车里去。“可是，如果有人讲一句希伯莱语，我会下意识看他，这样就暴露了身份……”“即使戴头巾，他们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我是犹太人；就象我走在耶路撒冷街头，一眼就能分出谁是阿拉伯人，谁是犹太人；只有在大学里，我们的打扮差不多，那是唯一可以叫我忘记身份的地方……”她顾虑重重。
萨拉对阿拉伯人的排斥和恐惧，会到令我发笑的程度。一次，我从加沙的固定电话而非通常使用的以色列手机给她打电话，她万分惊恐地问：“你从加沙给以色列人打电话，不会有哈马斯突然闯进来吗？”萨拉那时候的男友也是一名经常往加沙跑的外国记者，她一再要我发誓，不能向任何巴勒斯坦人透露那名记者的女友是“犹太人”。
尽管“恐阿”，萨拉是所有在以色列的中国朋友公认、对待巴以问题态度最温和的以色列人。
那天，萨拉请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中国朋友、两个以色列朋友一起吃晚饭。茶余饭后，免不了“谈国事”。以色列人伊兰认为，“巴勒斯坦国”不可以是两个区域，把以色列夹在中间，“他们只能挑选其中一块，当然是大的那块，西岸……”“那么加沙人怎么办？”萨拉打断他。“既然我们已经没有土地可以让，我们的邻居、比如埃及，应该帮忙……”伊兰说。“阿拉伯人曾经要把我们赶进大海，现在我们‘夹在中间’总比进大海好吧，”这是萨拉的观点。
接着，我们三个中国人看三个犹太人争执起来。伊兰说：“巴勒斯坦已经有了国，那就是约旦，70％的约旦公民都是巴勒斯坦人……”他的女友达芙纳抢过话头说：“不，约旦之所以有这么多巴勒斯坦人，因为他们被我们赶到那里，是难民……”“你在说什么啊？怎么可能是被我们赶走的？”伊兰瞥了达芙纳一眼说，“‘巴勒斯坦’这个称谓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萨拉连忙解释：“过去巴勒斯坦是奥斯曼土耳其的一部分，后来……”
三个中国人的眼睛随着三个犹太人的“交锋”转动，我默默回味着“夹在中间总比进大海好”的含义。
看到我在加沙拍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