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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包放在宾馆里，去申请一个保险柜。既然李娜已经将包交给了袁义，那就得无条
件地信任他，听从他的安排。一川夫妇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倒是我有些神经紧张，
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那只黑包上 。
袁义自然感到责任重大，但他是个沉得住气的人。他没有下班后先回家，把包
放下再到宾馆里来，因为那样不顺路，也耽误时间。他带着这只包离开办公室，开
车去接小鲍，完了再带着这只包来到宾馆。此刻这只包就立在了了刚才写字的桌子
上，我们出门的时候袁义再次把它抓在了手上。
接下来商量到什么地方去吃饭。一川刚吐过，没什么胃口，但他愿意去任何地
方。为保护他脆弱的胃，我们放弃了川菜去了一家粤菜馆。大家绕着桌子坐下。一
张椅子上放着脱下来的外套和女士随身携带的提包。袁义的那只包（实际上是李娜
和一川的）混在其间。我们吃饭的时候它一直搁在那儿。
九在饭桌上我和一川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实际上，这不愉快早晚是要发
生的。正因为这样我才不愿意和一川见面的吧？十年的隔绝使我变成一个怪人，这
在前文里已经说过。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与十年前相比我竟然毫无变化，这就更使
人难堪了。
一川回国，不免有些衣锦还乡的意思，至少与十年前相比已是人是物非，变化
之剧使人感慨。这方面，他与袁义绝对有共同语言，而我是根本插不上的。仅从外
观上看，他俩都已呈现出中年人发福的体态，携家带口，两个人都成了社会的栋梁
之材。
一川不禁回忆起当年袁义送他去美国，由于换不到所需的外币，在北京街头如
何绝望地徘徊。而如今袁义隆重地欢迎他们一家归来，那气派就像整个北京城都是
他袁义的。我完全同意一川的说法，只是，他们回忆的“昨天”仍然是我今天的现
实。如果没有袁义这样的朋友，流落在北京城里我不还得“绝望地徘徊”吗？
袁义借机诱惑一川，说：那你不如回北京来算了。李娜也说：看看人家袁义，
又是司机，又是秘书的。袁义连忙解释说：那可不是我私人的。李娜说：在美国，
有私人司机的也不多。虽然回国后也许会有自己的司机和秘书，一川仍然不为所动。
在美国，能到今天这一步真的不易，他强调说。其中的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这样的谈话我自然无法介入。
为怕我受到冷落，一川以拉家常的口气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平时投资吗？我
感到无比惊讶：投资？什么意思？一川说：这事儿很容易，在家做就行，通过因特
网。李娜平时没事就投点资。接着他向我解释了一大堆技术问题。我虽然如堕五里
雾中，但表情却显示出一副茅塞顿开的样子。一旁的袁义看得焦急无比。
一川还向我推荐了一种戒烟药，说他以前烟瘾如何大（“你是知道的！”），
吃了这种戒烟药后马上就戒掉了，灵得很。目前国内市场上还没有这么好的戒烟药，
一川建议我向周围的朋友推销看看。没准就能成功呢，他说。
一川已经看出我是一个穷人，热情洋溢地想帮助我。但他似乎忘记了我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了 。
袁义摸摸索索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展开后递给一川。这是一个复印件，上面
复印了一篇某文学杂志上的文章，是介绍本人写作情况的，自然不乏赞扬吹捧之辞。
显然袁义早就准备好了，一直在寻找适当的机会向一川展示。此刻，他逼着一川在
饭桌上阅读完全文（就像挟持我来北京那样）。一川看的时候袁义也凑过来，并排
和他一起看。待一川看完，袁义又将文章递给李娜。李娜看完，又传给了了。了了
惊慌失措地接过复印件。李娜向袁义解释说：她不会中文，只能听，说勉强也可以，
读和写就不行了。她补充说道：一川不让她学中文。
袁义一面收起复印件，一面质问一川：你为什么不让了了学中文？一川说：我
要让她适应美国生活，学中文没有用，弄不好还会有消极作用。话虽这么说，但显
得底气不足。袁义笑道：你啊你！他转念一想，把本已揣入怀中的复印件再次递到
一川手上。那你就翻译一下给了了看吧，他说。
袁义展示复印件的时候，我觉得很尴尬。我说：没什么好看的，没什么好看的，
都是瞎写的。袁义根本不为所动，就像这件事和我无关一样。这是他做事的一贯风
格，我自知无能为力，如果继续谦让下去反显得做作了。于是我干脆不闻不问，这
样事情就达到了高潮。
只见一川神色郑重，小心地将复印件折起、收好，一面说：我一定翻译出来给
了了看，自己也要再看几遍。
我当然明白袁义的意思。他所要向一川传递的只是这样一个信息，就是：我们
的这位共同朋友，当年的同事、兄弟，在不同的领域也做出了不俗的成绩。正是冲
着这句话，我觉得无地自容。还不如像一川那样把我当成一个需要怜悯和拯救的对
象，那样多少自然一些。
自从看了复印件后，一川对我的态度就有了变化，变得庄严和肃穆了。袁义想
达到的正是这样的效果。一川不再与我谈投资的事，而是十分殷情地邀请我去美国
玩。他不再问我有没有投资，而是问我有没有护照。我说没有，这又使一川的谈话
受阻。这样，面对什么都没有的我，一川变得神经紧张起来。
办一个很容易的，他试探说。
干嘛要办一个呢？我没有这个需要。我说。
办一个总要方便一些。找个机会和袁义一起过来，我们一起开车出去玩。见我
不再回答，一川转向袁义：你们公司不是每年都要组团出去吗？明年顺便帮何平办
一下，你也过来，我们一起开车出去。美国西部的景色还是很漂亮的，最好秋天来。
他急于把这件事定下来，再次转向我，说：怎么样？说定了，明年和袁义一起来。
我推让道：再说吧，以后再说吧。
于是除了了外的所有的人都开始劝我，让我打消顾虑，出去玩一趟。他们说如
今出国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又说我不能总是闷在房子里，靠想象写作。我有些急眼，
对他们说：我没有钱。一川拍着胸脯说：钱的事你就不用考虑啦，你没有，我们有，
反正饿不着你。你就痛痛快快地说一句，去还是不去？我回答说：不去。你的钱又
不是我的钱。
事情就此陷入僵局，他们再也劝不下去了。静场半分钟后小鲍开始谈带小孩的
事。她和袁义半年前有了一个小宝宝，由于太小，没有带出来。李娜问长问短，一
川、袁义也逐渐参加进去 。我这头顿时轻松了许多。
十
以上便是我和一川之间发生的“小小的不愉快”。自然原因在我，是我的古怪
和生硬导致了不和谐。我的朋友们则无可指责。尤其是他们的热情和对我的希望是
那样的令人感动。他们不仅供我吃喝、平等相待，在精神上也努力抬举我，给我以
优越的地位。无论是挟持我进京、让我住进高级宾馆挥笔签单，还是想把我弄到美
国去见见世面，其目的无非一个，就是有福共享。当然他们看出了我的隔绝和社会
格格不入的个性，这也是他们甚为担心。他们试图改造我，并不是为了推销自己的
价值观，而是怕我堕入可怕的自闭。多年来袁义一直劝诱我、哄骗我，软硬兼施，
生拉硬拽，让我尝试不同的生活见识日新月异的世界。其最低目标是使我不至发疯
或郁郁早逝，最高目标当然是共享荣华富贵了。
朋友们的良苦用心我怎能不知道？只是我常常感到自己是扶不起来的阿斗。我
有一种消沉下去和堕落的愿望，自绝于社会和朋友以及这个牛逼哄哄的世界。多亏
了袁义这些年来的提携，他就像牵着一根拴着我的绳子，不时地要提溜一下，把我
拉出水面换气。
我常常想：他们到底图个什么？我是一个多么无趣和生硬的人，经常搞得别人
神经紧张。我一点也不好玩，一点也不随和，可他们为什么还要和我在一起呢？在
北京的这几天充分地（再次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我，大家一定会更加高兴，
气氛定然加倍热烈。而我夹在中间，使得每一个人都很节制、压抑、收敛，说话斟
词酌句，还常常出现冷场。我就像一块尖锐的石头，或者一根刺，当然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