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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茶艺馆的与卖壶的之间很自然地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茶艺馆的日常经营中离不开茶壶这种基本的器具，而且茶艺馆一般都兼着经营茶具和茶叶的生意，有客人喝茶喝得动了心，也想在家里摆上一套茶具，给来访的亲友们比划比划自己的茶艺时，一套茶具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于是，那些初好此道的茶客们，大多会在茶艺馆中选购茶具，虽然很多人明知这里同样商品的价格要比陶瓷商店中贵上许多，但这里的茶具比较配套，不用东一家西一家地到处去淘换，而且，在茶艺馆布置得很专业的氛围中选购茶具，容易引起客人的购买欲。所以，茶艺馆经营茶具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
陆伯年和惠文兴的相互依存，可以说是给他们双方都带来了好处，惠文兴把一些暂时卖不出去的茶壶寄放在“聚闲居”出售，广开了销路，而陆伯年也乐得个不占资用金，而且还能从中多多少少地赚上一笔，何乐而不为呢。虽然他也像看不起他那位见了有钱人就直不起腰的连襟张道炯一样，看不起势利之极的惠文兴，但看在谁都和钱没有仇的份上，陆伯年到也从来没有怠慢过惠文兴。
“郁先生这两天没来过，好像是回北京看他母亲去了。”
陆伯年故意卖个官子，想探探惠文兴的底。
这家伙不知又在打什么小算盘，如果不是要宰郁有一刀，就是有什么要借重他的地方，不然，他才不肯出血哪！
“老陆，帮帮忙，拜托你今天一定找到郁先生，不然我不白跑一趟了吗？”
惠文兴显然有些着急。
陆伯年在电话这端不出声地冷笑了，哪有追着别人送礼的，除非你是有求于人。
“那有什么，实在不行，你把壶留在我店里，等郁先生回来，我转交给他就是了。”
陆伯年明知对方不肯，故意这么说。
果然惠文兴一百二十个不愿意。
“那怎么行，这可是我对郁先生的一片心意呀！”
“你还怕我吞了？”
陆伯年调侃着。
“不是，不是，我没那个意思。我是说，跟郁先生交往这一年多的时间，从他那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这不准备表示表示我的感谢吗。还是我亲自交到他手上比较好！”
“呸！”陆伯年心里暗暗地骂，说得像真的一样，万一遇到个老实人，还真就让他给骗了。
“好好好，我尽量，我尽量！”
陆伯年懒得再和他纠缠。
郁有是他“聚闲居”的常客，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他基本上是每天必到。昨晚他和郁有还在一道喝茶，喝到半夜的时候，郁有说有点饿了，他让小姐拿了些茶点，郁有谢绝了，拉了他和王名棣跑到虹桥去吃宵夜。今晚他十有八九还会来，一个独身客居异乡的男人，身边又没个女人，晚上不泡茶馆上哪儿去呀。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给郁有打了电话。
“郁先生来吗？”
王名棣要出门的时候问丈夫，今天是她上美容院的日子。
陆伯年点点头。
“他不来我这儿，去哪儿啊？”
他很有几分自得。
自从陆伯年的茶艺馆开张到现在，郁有是除了他们夫妇以外，在他店里待得时间最长的一位了，比那些朝秦暮楚的茶艺小姐和服务员专一得多。用郁有自己的话说，他都快成了陆伯年店里的“二掌柜”了。
“也真是，一个人在上海，怪孤单的。”
女人永远喜欢同情别人。
王名棣悲天悯人地摇摇头，走了。
4
和郁有熟识之后，陆伯年曾经对他这位朋友的生活表示过不解，虽说是人到中年，可毕竟是属于衣食无忧，身份显赫的上层阶级，要说重新组建个家庭，那还不易如反掌？再说，这年头，不是都说男人只有到了四十岁才最有魅力吗？即或是暂时还不想结婚，找个女朋友也行啊，上海滩上漂亮的女孩子不要太多哦！可这位郁先生不知是生理有问题，还是心理有问题，一天到晚形只影单的，似乎把他的全部的情感都注入了茶和壶中。除了聊起有关茶和茶具的话题，他很少讲话，有时店里客人多，陆伯年顾不上招待他，他就能独自坐在那里浅斟慢饮地坐上一个晚上，不说一句话。他似乎在上海也没有什么太多朋友，偶尔带来一两个，也都是茶道上的同好。
陆伯年曾经问他，既然选择了回国定居，为什么不回北京老家去，而要留在异地他乡。郁有总是很无奈地笑笑，然后反问他，如果有一天他的生意失败了，他还会愿意面对昔日的熟人和朋友吗？
“看看别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事业也好，家庭也好，或者是孩子吧，总是有所寄托，我能干什么呢？闲着，在忙碌的人们眼前晃悠，招人家讨厌？”
郁有自嘲地说。
“还不如在这里，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想了解我，别人不会因为我的清闲而不平，我也不会因为别人的忙碌而惭愧，挺好！”
陆伯年无法理解，在商场上奋斗了多年的他其实是很想有那么一天，自己也能过上一种清闲舒心的日子，虽然，他不知道以他这样的劳碌命能不能享受得了无所事事的清闲的生活，但那却是他的一种渴望。他羡慕郁有的生活，可以不再为生意和金钱烦恼，可以不再奔波劳碌，甚至可以不再考虑明天的太阳是否按时升起，晨昏对于一个不需要工作的人来说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可是，他不行，虽然他早已不会再为温饱而操劳了，但比起罗马花园中那些住着豪宅，开着名车，美女环绕，莺歌燕舞的人们来，他还差得很远。
在私立寄宿学校读书的儿子无数次抗议过，周末他或者是王名棣到学校去接他。
“别的同学的爸妈都是开私家车来接的，你们还叫出租！”
这把他气得冒火，而后又会感到确实有些对不起儿子。如果他能再富有一些，儿子就不必这样委屈了。
他很羡慕郁有。虽然郁有只比他小几岁，但却赶上了好时候，高中毕业就考上了大学，而后有出国留学。他呢，那时还在崇明岛上修理地球。好不容易熬到知青返城，原本以为凭着自己在崇明当过几年中学代课教师，怎么也能分配到学校，虽然吃粉笔灰也不是什么太令人羡慕的工作，但比起他最终到街道小厂当学徒可是要强得多了。可是没办法，他一没学历，二没势力，别说中学教师，就是小学也没人要。要不是自己脑子活络，早早下了海，大小经营起一份产业，现在他或许早就下岗靠救济金过日子了。
他在儿子的教育上没少花本钱，让他进了全市最贵的私立中学，光赞助费就交了三万五，还不算每学期近万元的学杂费。他这辈子失去的东西太多了，他不能再亏了儿子。
“没必要！”
郁有对他说。
“咱们小时候不都是苦日子过来的吗？别说现在这些孩子们吃的、穿的、用的，咱们没见过，连听也没听过呀！结果怎么样，不是都还不错吗？就比如你，大小自己是个老板，手底下也用着十几号人。人的机遇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我就不相信，你的同学、朋友中那些上过大学的，就都比你干得好？教育固然重要，可要是一味地只强调教育，忽视了对能力和意志的培养，还是没用。我当首席代表的时候，有一次招聘员工，初试、复试之后，剩下了几个精英，由我最终面试定夺。其中有一个硕士，据前面负责考试的同事讲，很不错的。那天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就让他走人了。”
“什么问题？”
陆伯年极感兴趣。
“我问他，你怎么来的？他说，坐出租车。我说，为什么不乘公交车？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乘。我说，你可以问路啊，你猜他说什么？”
“说什么？”
“他说，我不好意思。”
陆伯年笑了，郁有也笑了。
“最起码的与人交往的能力都没有，你还能指望他干什么呢？所以，我说，教育固然重要，但是要极端到为教育而教育的话，就失去意义了。”
陆伯年同意郁有的话，但他还是依旧地过分地关注儿子的教育，有什么办法呢？现实理想之间总会有差距，如果那个去郁有办事处应聘的硕士没有硕士学历，恐怕他连最后让郁有来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为了儿子，他也不能过早地享受郁有那种清闲的生活。毕竟他是一个纯纯粹粹的中国人，上海也绝不是美国，中国人的价值观左右着中国人的行为，就像美国人摆脱不了他们的价值观一样。
注释：
②若琛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