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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记叙的航行是在房间里的卧游。
“显而易见是很有趣的诗节，”他自己评定说。“第一句虽然不被舆论界占多数的紫色派学者赞赏，却得到教授、学院派和研究古希腊文化的学者的喝彩；第二句笔锋一转，从荷马谈到赫西奥德（仿佛一座新房子的门脸，这完全是对教学诗歌之父的含蓄的恭维），并且对那种可以溯源到《圣经》的综述堆砌的手法有所创新；第三句——巴罗克风格、颓废主义、对形式的净化和狂热的崇拜？——包含两个对称的半句；第四句不言自明，有双语成分①，凡是豁达恢弘、有幽默感的人在这句诗上都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不必谈韵脚和功力了，不是卖弄，四句诗里包含了上下三千年浓缩文学的三个精辟的隐喻：第一个指《奥德赛》，第二个指《工作与时日》，第三个指那个萨瓦人②妙笔给我们留下的不朽的小诗……”我再一次领会到现代艺术要求笑的调剂，要求有些玩笑。哥尔多尼③的话确实不假！
①第四句的“航行”和“在房间里的卧游”在原诗中是法语。
②保尔·福特是法国东南地区萨瓦人。
③哥尔多尼（1707—1793），意大利剧作家，生平写了一百二十多部喜剧，是意大利现代性格喜剧的创始人。
他还念了许多节诗，自赞自叹，作了大量评论。我听过之后毫无印象；甚至不觉得它们比前面一节更糟。从达内里的诗里可以看到勤奋、忍耐和偶然性，就是看不到他自己所说的才华。我明白，那位诗人的气力不是花在诗上，而是千方百计找出理由来让人赞赏他的诗；很自然，这番努力提高了他作品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但是改变不了别人的看法。达内里的朗诵有点狂放；但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之外，笨拙的韵律妨碍了他把那种狂放传递给他的诗句①。
①我还记得他猛烈抨击蹩脚诗人的一首讽刺诗里的句子：
有人给诗歌披上博学的戎装；
也有人刻意雕琢，搞得糜丽，
两者徒劳地鼓动可笑的翅膀……
可悲地忘了优美的因素！
他对我说，为了怕招来一大批势不两立的强大敌人，他才没有贸然发表这首诗。——原注
我生平只有一次机会细读了《波利奥比昂卜万五千行十二音节的诗，迈克尔·德雷顿①在那首地形史诗里记载了英国的动植物、水文、山岳、军事和寺院的历史；我敢说这部有分量、但也有局限性的作品使人厌倦的程度要低于卡洛斯·阿亨蒂诺同样性质的鸿篇巨制。他雄心勃勃地想用诗歌表现整个地球；1941年，他已经解决了昆士兰州几公顷土地、鄂毕河一公里多的河道、维拉克鲁斯北面的一个贮气罐、康塞普西翁区的主要商行、玛丽亚娜·坎巴塞雷斯·德·阿韦亚尔在贝尔格拉诺九月十一日街上的别墅，以及离布赖顿著名水族馆不远的一家土耳其浴室。他又念了他诗中有关澳大利亚地区的吃力的段落；那些又长又不像样的亚历山大体的诗句缺少引子里比较使人激动的东西。我不妨抄录一节：
①德雷顿（1563—1631），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写了不少十四行诗、戏剧、颂歌、牧歌和神话、及有关《圣经》和历史题材的作品。
听着。在那根通常的木桩右面
（不用说，当然是从北、西北方向过来）
有一具无聊的骨架——颜色么，天白——
给了羊栏以尸骨家的面貌。
“两个奇崛的用法，简直妙不可言，”他狂喜地嚷道。“我已经听到你在暗暗叫绝了！我承认，我承认。首先是那个形容词‘通常’，它一针见血地点破了田园农事固有的，不可避免的沉闷，以前的田园诗和我们的赫赫有名的《堂塞贡多·松布拉》从不敢这样淋漓尽致地指出过。其次，那个平铺直叙、然而力透纸背的‘无聊的骨架’在矫揉造作的诗人的眼里会被看成异端邪说，但是欣赏道劲豪放的批评家却爱之苦命。此外，整个一节诗品位很高。第三行后半句和读者生动活泼地攀谈起来；它料到读者迫切的好奇心理，借读者之口提个问题，随即又作了回答。至于那个创新‘天白’，你如何评价？那个形象生动的新词使人联想到天空，而天空是澳大利亚风景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那个联想，全诗的笔调难免过于暗淡，读者内心深处将被无法缓解的悲哀所袭，不得不掩卷长叹。”
将近午夜时我才告辞。
过了两个星期天，达内里打电话找我，据我记忆所及，那是他生平第一次。他邀我四点钟见面，“一起在附近的酒吧沙龙喝牛奶，那是有开拓思想的苏尼诺和松格里——也就是我的房东，你记得吗——在街角新开的咖啡馆；你该见见这个场所。”我兴致不高，无可奈何地同意了。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张空桌；那个“酒吧沙龙”现代化得没治，糟糕的程度比我想像的稍低一些；旁边几张桌子的顾客兴奋地谈论着苏尼诺和松格里毫不吝啬的巨额投资。卡洛斯·阿亨蒂诺装出为灯光设计的精致感到惊奇（其实他肯定早见过了），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得承认这个地方可以和弗洛雷斯街最高级的咖啡馆相比。”
然后他把他的诗又念了四五页给我听。他根据那个炫耀辞藻的等而下之的原则作了修改：原先写成湛蓝的地方，现在改为蓝晶晶、蓝莹莹、甚至蓝盈盈。他本来认为乳白这个词不坏；在描写洗羊毛池的时候，他换了奶白、乳汁白、乳浆白……他痛骂批评家；接着，他比较厚道地把批评家说成是“那种自己没有铸币的金银，也没有蒸汽压机、滚轧机和硫酸，但能指点别人藏镪的地点”。随后，他抨击了前言癖，“天才中的天才在《堂吉诃德》的优雅的前言里已经嘲笑了这种毛病。”然而他承认在新著的扉页最好有一篇显眼的前言，由一位有声望、有地位的名士签署的认可。他说他打算发表长诗的前几章。我明白了那次奇特的电话邀请的动机；那人想请我替他的卖弄学识的杂烩写个前言。我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卡洛斯·阿亨蒂诺带着怨恨的钦佩说，阿尔瓦罗·梅利安·拉菲努尔是个有学问的人，如果我出面求他欣然为长诗写序，他博大精深的声望也就名副其实了。为了防止最不可原谅的失误，我得为两个未完成的优点做说客：十全十美的形式和严格的科学内容，“因为在那个优美比喻和形象的花园里最小的细节都严格符合真实”。他又说贝亚特丽丝生前和阿尔瓦罗一直相处甚得。
我满口答应。为了做得更逼真，我声明我不在星期一，而在星期四作家俱乐部会后通常举行的小型晚餐会上和阿尔瓦罗谈这件事。（晚餐会是没有的，会确实在星期四开，卡洛斯·阿亨蒂诺·达内里从报纸上可以核实，相信我的话有点真实性。）他半是猜测，半是机灵地说，在提到序言之前，我会介绍作品奇特的构思。我们分了手；在拐到贝尔纳多·德·伊里戈延街之前我毫无偏见地看到面前的两种可能性：一、找阿尔瓦罗谈谈，告诉他贝亚特丽丝的那位表哥（我用那种委婉的解释才能提起贝亚特丽丝）写了一部长诗，似乎能无限制地延伸唠叨和混乱的可能性；二、不和阿尔瓦罗谈。我清醒地预见到生性懒惰的我会选择第二种可能性。
从星期五一早开始，电话就使我忐忑不安。我气恼的是那个装置以前曾传来再也听不到的贝亚特丽丝的声音，现在随时都可能成为那个失望的卡洛斯·阿亨蒂诺·达内里无用的、甚至愤怒的抱怨的传话筒。幸好他没有来电话，但那人先则强人所难，要我办一件棘手的事，后又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使我满腹不快。
电话不再是可怕的东西，然而10月底的一天，卡洛斯·阿亨蒂诺打电话来找我。他非常着急，开头我辨不出是他的声音。他又恨又气地说那两个贪得无厌的家伙，苏尼诺和松格里，借口扩大他们的无法无天的咖啡馆准备拆除他的住房。
“我祖祖辈辈的家，我的家，加拉伊街根深蒂固的老家！”他气急败坏，也许忘了斟酌音韵。
我不难分担他的苦恼。过了四十年之久，任何变动都是时间流逝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象征；此外，对我来说，那幢房子永远是贝亚特丽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