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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实是亲眼所见，科长抽屉里的私人手戳那么多，只一个纸袋里，就差不多一个车间里的人个个有份儿了，还有我没倒出来看的好几个纸袋子呢。可他们退给职工的才有几个呀……”
“你现在有什么证据，能证明那些纸袋子确实存在？而且纸袋子里确是职工私人印戳吗？”
“这……”
“小吴同志，我还忙，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好不好？”
“成书记，如果您认为印章的事我有些小题大做，那……我对账目还有一些别的疑点，您安排时间，我去当面跟您谈谈好不好？”
“还是按程序，你去跟主管部门或主管领导谈吧。他们会向我汇报。”
“成书记……您、您也不相信我了吗？”
电话里，传来了吴冬莉强忍着的哭声。
电话被另一个人接了过去：
“成书记，你好。我叫吴瑞之，是冬莉的爸爸。”
“您好，吴老师，我们见过面的。”
“成书记，我首先要向你说明一点的是，冬莉本来早就不想再介入这件事情，她毕竟还年轻，作为一个年轻女子，她受到的伤害和打击已经太多太多了。就是在今天，她回到厂里去，还受到不少人的当面污辱和谩骂，有人向她吐口水，还有人冷嘲热讽，包括一些不明真相的工人。有人散布说她是想傍官，拉厂长下水不成，就倒打一耙；还有人把高贯成当成了救世主，说谁往高厂长身上泼脏水就让她不得好死。有些脏话，我当父亲的是学不出口的。冬莉很委屈，就想认了，不管安排个什么地方，能有个地方端饭碗就算了。是我不甘心，在家里还狠狠地骂了她。女儿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当父亲的最清楚，看着冬莉家里家外受夹板气，捂着脸哭起来没完，我比谁心里都难受。成书记，古人有言，‘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也。’这是《论语》中的话，孔圣人说的。我吴家父女做到这一步，也算无可非议了。可古人还有话，‘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爱。’这是屈原的心志。黄宗羲则言，‘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成书记是有学问的人，无须我再多言，对这些话自然比我有更深透的理解。我对我的女儿说，且把反腐匡正为党为国的大道理放在一边，就是为了我们自身做人的清白，我们也决不可服软输心！”
成志超只觉脸上烫起来，喃喃地说：“吴老师，我很敬佩您的学识和人品……”
吴瑞之越发动情地说下去：“成书记，我让冬莉三番五次地去找你，是相信了党心民心，相信了人间正道。不管眼下的官员队伍里藏着多少腐败分子，也不管在这个队伍里，藏污纳垢一时多么严重，可我总是坚信不疑，好人是多数，正气占主流。不然，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国家，不就没希望了吗？我不相信你对钢管厂之事眼下的结局会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我们父女俩之所以希望你能再细致深入地过问一下此事，是因为你毕竟在着一个县委书记的位置，你的话总会比我们一个普通百姓的微弱之声更有些分量。”
“可是，我已经……”
“我知道你已经尽了很大努力，党内讲少数服从多数，你再坚持什么，一定很让你为难。作为一个普通教师，我也没有资格再希望你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成书记，你放心，我和冬莉都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咱们的国家不还是共产党当家做主吗？咱们不还是社会主义吗？作为公民，我们不是还有谁也剥夺不去的权利和义务吗？这就足够了。其实，缺了谁都不要紧，只要别缺了民心和正气，大不了多走些弯路，再多受些磨难而已。‘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我就说这些了，再见。”
电话挂断了。成志超握着话筒，呆呆的，好半天没有放下，眼前依稀是那个清清癯癯的身影，恍然间又生出一种少年时代面对敬爱而严厉的老师的感觉。老师虽没说什么直接批评学生的话，但那种激愤和冷峻，不能不让学生从内心深处生出震颤和反思。
电话又响起来。成志超看了看来电显示，是魏树斌的。他犹豫了一下，没接。接了说什么？说自己临阵脱逃已产生动摇？说那些可疑档案再放几天就退回去？虽说骑虎难下又一定要下，也不是这么一种下法，总得找个堂皇的理由。
电话一声又一声急促地叫，似一声声炸雷，震得成志超耳鸣心乱。他起身出了屋，奔了秘书室，对张景光说：“安排车，马上跟我去东甸。”
张景光说：“眼看就到晌午了，不吃完午饭再去？”
成志超说：“告诉东甸，让他们留饭。”
30
魏树斌几天没接到成志超的电话，又知他周末回了省城，周一也没回来，就意识到情况可能有变。眼下是成志超的一道坎，好比西天取经路上的一个磨难，是火焰山，又是通天河。成志超可比唐三藏，他的目标是修成正果位列仙班，而不是一路斩妖擒魔，所以他在取经路上才不时地犹犹豫豫，遇到矛盾绕道走。斩妖擒魔的活计是孙猴子的，孙猴子没有更多的奢望，他的火眼金睛里容不得妖魔鬼魅，见了就要打杀，有时还要受些委屈，被念念紧箍咒语，甚至被撵回花果山。魏树斌心底难免生出一些怨忿和委屈，“我现在是什么？是孙猴子吗？”
魏树斌刚才打去电话，通了，却没人接，手机也关着，便越发认定了自己的猜测。成志超已回到县里，小车进了县委大院就没出来，他肯定在楼里。我的电话他为什么不接？按理说，就是人机分离，过一会成志超看是他的来电号码，也应该返拨回来。可电话却一直没有返回，那只能说明他在故意回避。他在回避什么？
魏树斌的电话可绝不仅仅是对决策者的试探，他有重要的事情要请示。
公安人员处理事情，自有公安人员的职业经验和角度。魏树斌知道，县人事局的档案一封，如果不出大的意外，便等于抓获了案件的物证，即使档案另做了手脚，已将那些伪造的领导签字撤出并销毁，他手上也还抓着那封写给赵喜林的信，那可是铁证如山谁也休想抵赖的。他担心的是人证。邹森是仿领导签字的重要嫌疑人，但只要人事局的档案一封，势必打草惊蛇，邹森成了惊枪的兔子，随时可能顺着垅沟逃遁而去。这么大的世界，如同漫山坡上的丛丛荒草莽莽树林，哪里藏不下一只兔子，又怎好轻易捕获，真要出现那种局面，即便认定档案有弊，那也将极其被动。只有物证而无人证，还是缺少定罪的足够依据，法律在犯罪的认定上，只认证据，别无商量。那样一来，邹森身后的那些人就要偷着乐了，他们可以按照《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而逍遥法外，顶多承担工作中的赎职失察之责。这一点，魏树斌在带人去人事局之前就已想到，并采取了防范措施，对邹森实行了暗中布控。这布控也很是费了一番脑筋的。吉岗县公安局虽不缺侦察员，但缺的是能让魏树斌一无所疑彻底放心的心腹干将。当然，不能怀疑县里的公安干警都与腐败势力有勾连，但魏树斌来局里只一年多，心思多放在日常工作上，他知道县里的人事关系复杂，却不可能对那种复杂有了如指掌的洞察，执行布控任务的干警真要出点差错，那就前功尽弃，追悔莫及。为保万无一失，魏树斌只好回老家请黑水县公安局支持，选出两位精明强干的侦察员听他调遣。那些老朋友老搭档很给他面子，理解他的难处，让他亲自点将。但有了人，又缺钱。兄弟局已派出得力干将支持，总不好再让人家连办案经费也自掏腰包吧？北方各县的经济情况相差无几，又都处于保生存求发展的关键时期，难免罗锅子上山，钱（前）紧。侦察员要吃饭，要住宿，必要时还要跟踪追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案子没明朗，就是局里有钱，这笔费用也不敢支出，出了就要暴露目标。魏树斌再私下张罗钱，不敢跟县局的同志借，就去找亲戚朋友哭穷，编谎说家里一时有了难处，还一再叮嘱，这事千万不能跟他老婆说，等一两月，保证如数奉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