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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一本古老的文化典籍《易经》，是讲变的书，所谓易者变也。“变”，也是中国古代哲学讨论中的一个重要题目。
改革开放就是一种“变”和“开风气之先”。
而处在急剧变化中的中国经济最前沿阵地的深圳，则是最具代表性的改革开放的典范。
在这座城市的空间，至今仍弥漫着思变的社会氛围，这恐怕是20多年来创业者形成的一种集体心理。变才是预期，变才是常态，变才是深圳。
也就是说，改革与创新的动力系统是不断健全和完善，民众的支持与参与率不减。
在万马奔腾、千帆竞发的格局下，深圳人在为别人喝彩的同时，更在跟自己较劲！
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举措不失为一种首善智慧，唤醒的是国人沉睡的意识。恰是中国的这种变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
不要求稳惧变
心理学家普遍认为，求稳惧变是人们的普遍心态，这种心态不仅会严重阻挠一个人心灵的发展，而且非常容易使人产生恐惧心理。
因此，用变的眼光看世界，随时准备接受变化中的人际关系，与变为友，你就可以放弃永远占有一种人际关系的幻想，你就能够在失去别人的高度关注时，找到新的寄托，摆脱对某种特定人际关系的依赖，而将自己导向更加丰富的人际关系。
近几年来，打造学习型组织之所以能够被社会所追捧和流行，也是因为它顺应了社会变革的潮流，体现了一种系统思维和“变”的首善意识。
学习型组织的精髓——系统思考，实际上是西方借鉴了中国古代联系性思维方法。
中国也有自己的学习型组织的建设思想，只不过我们的提法不同，我们称之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树立榜样、将一个团队组织变成一所学校等。
打造学习型组织，也就是要培育一种持续改进和“变”的思维形态。
在当今社会中，“变”才是最大的不变。各种管理理论的推陈出新，也是管理变革的结果，只有保持常新，才能更好地适用社会不断的发展。
首善也是“变”与“不变”的统一：
首善体现的虽是“万变不离其宗”、“以不变应万变”的法则，但其合理内核，则是一种因时因势而“变”的思维模式。
兵法里也常讲作战时要“践墨随敌”，就是说选择作战方向，制定作战方针，直到实施作战计划都应该随敌情变化，随敌情而定。
历史上，有许多反映了因敌情而变制胜的战例。
公元前342年，魏赵联合攻韩。齐派大将田忌、孙膑救韩。田忌和孙膑认真地分析了魏军的情况，得出结论，魏军一向轻视齐军，可利用这个弱点。于是佯败退却，退却中第一天挖十万人用饭的灶，第二天减挖一半，第三天再减挖2/5。
魏军主帅庞涓果然中计，错误地认为齐军每天有大量士兵逃亡，战斗力锐减，从而冒险追击。结果在马陵道（今河南范县西南）中伏，魏军十万余人全部被歼，庞涓愤愧自杀。
第40节：首善思维模式（9）
在马陵之战450年之后，历史再一次重演，东汉大将虞翊与羌兵在武都对阵时，兵力处于劣势，但其认识到羌军多疑，不敢与汉军的大部队交锋。
于是便令全体官兵在前进时每人挖两个灶，并逐日倍增。羌军暗中数灶，以为汉军援兵已到，吓得不战而退。
孙膑的“减灶法”和虞翊的“增灶法”虽然做法相反，但都是根据敌情而做的灵活应变。
与此相反，如果在解决各种问题时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死板僵化，不管客观情况发生多大变化，只按老观念、老办法行动，以为真有什么谋略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必遭惨败。
马谡即是其中一例。他“自幼熟读兵书，颇知兵法”。可是，在街亭之战时，却违背孔明的命令，将营寨扎于山顶，生搬硬套韩信在井径口背水列阵，大破赵军的做法，以为只要受敌包围就可以收到“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面后生”的效果。
却不知情况已经变了，当司马懿断其汲水之道后，蜀军即自乱阵脚，溃不成军，最后大败而归。孔明也不得不“挥泪斩马谡”。
马谡死读兵书，生吞活剥，不知变通，失败并致身亡是必然的。
在《孙子兵法》全书13篇中，也都渗透着因变制变、因变制胜的思想。孙武在《虚实篇》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则是点睛之笔。
每个企业、组织或个人都会面临一种大的局势。这种大的局势，也就是指在外在的，在大的时代背景下面临的机遇；或者是企业、组织或个人自身发展中面临的机遇。
这里的势就是罗贯中的那个“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势。
孙中山先生也说过“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里的“大势”也完全符合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观点。
在现代企业的管理中，如果不知灵活应变，因时应势而动，这种“时代的机遇”，也可能会变成“时代的灾难”。
“时代的机遇”的典型案例如成长阶段的华为，以及赶上网络经济新浪潮的盛大。任正非就承认，华为过去的成功，机遇的成分更多。他曾经说：“华为成长在全球信息产业发展最快的时期，特别是中国正从一个落后网改造成为世界级先进网，处于迅速发展的大潮流中。华为像一片树叶，有幸掉到了这个潮流的大船上，是躺在大船上随波逐流到今天，本身并没有经历惊涛骇浪、洪水泛滥、大堤崩溃等危机的考验。因此，华为的成功应该是机遇大于其素质与本领。”
“时代的灾难”的典型案例如王麻子剪刀、天津狗不理包子等的衰落，还有如汽车取代马车、电脑替代打字机等都受到了时代大局势的影响。
在首善法则中的“变”，并非指政治上的倒退，道德上的沦丧等卑劣行为。
这种变不是投机。投机者多用不正当手段，只要有利于一己之利或所在小群体之利，什么手段都可使出来。投机者往往反复无常，出尔反尔，信奉“有奶便是娘”。
旧中国的军阀就几乎都是投机分子。例如，湖北督军王占元一生数易其主：
1895年他到小站投靠袁世凯，袁死后投靠冯国璋；
张勋复辟时，他积极参与，复辟失败后立即翻脸不认账；
冯国璋死后，他投奔直隶的曹琨、吴佩孚，但又与段祺瑞的皖系拉拉扯扯；
与直系闹翻，被曹、吴赶出湖北后，便极力巴结张作霖，但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被赶回东北，王占元摇旗一变，又重新巴结曹、吴，出任陆军检阅使。
1924年，直奉第二次大战后直系惨败，张、段对其所为渐生反感，于是失去活动余地。北伐战争爆发，王占元彻底销声匿迹了。
王占元虽然也懂得在形势发生变化时随之变化，但他走向了极端，成了投机分子。所以，首善思维中的“变”并非绝对，是“顺势而为，因势而变”；它所要做的就是要在大局势下抓住这种机遇。
所谓“天时”，“顺天乘时”，是一种最顺利的成功路径，特别是对于相对弱小的个体来说，改变环境的作用可以忽略，把握机遇对成功具有更大的意义。
第41节：首善思维模式（10）
伟大人物的成功在于自身的才德皆备，但更重要的是懂得乘势而行，因势利导，待时而动。龙无云则成虫，虎无风则类犬。
历史上的成功者都不会违背时势，率意妄动。倘若时机不成熟，便甘于寂寞，静观其变，如姜太公钓闲于渭水，诸葛亮抱膝于隆中；一旦风云际会，时运骤至，就会奋然而起，当仁不让，改变历史，造福于民。如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时，先发制人，诛杀长兄建成；赵匡胤顺依“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这就是儒家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可见机遇、局势对于有志者的重要性。孟子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
所以有大智者不与天争，不与势抗。因为他们明白，真理有如舟船，时运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