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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资料肯定丰富得冒油了，假如能直接看到这资料，也省得我这样辛辛苦苦一
点一滴地到处采访了。老王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又补了一句：他也是个名人，是
个退休的老教授，出的书跟牛毛一样多。
我问：他叫什么？
他说：高峰，听说过吗？
我点点头，说：我知道本市有两个高峰，一个是画家，一个是医学院院长、精
神病学专家，不知是哪一个？
老王说：我只晓得一个高峰，那个医学院的院长。
——他就是被害的小女孩的外公？
老王笑了：你这个当记者的，采访到现在，连这个都不晓得？
我说惭愧惭愧，没人跟我提起这个。于是跟老王要高名人的电话号码。民警老
王沉吟了一下，先跟我要了张名片，拿到鼻子底下审查了一番，说：我先打个电话
通报一下，老先生名气大，脾气古怪，加上为这事精神受到刺激……我笑道：老王
你别说了，我理解，我理解。
老王出去了一会儿，回来说电话没打通，我来了个先发制人：那你把号码给我，
我直接跟他联系。这个……老王显得有些为难。我毫不放松地说：王警官你放心，
我们当记者的善于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我肯定会很小心、很虚心地接近他的，
更不会拿你为难。
说着我递给他一张纸，让他把号码写在上面，我看他那慢吞吞、犹豫不决的样
子，一时怀疑他会不会给我写个假的。
给高名人打电话时我非常谨慎，甚至事先用笔在方格稿纸上拟了一个脚本——
我知道有的人欢迎记者，有的人却特别讨厌记者，圈子里有句话说得好：“不了解
记者的巴结记者，了解记者的讨厌记者”（这和“因不了解而结婚，因了解而离婚”
是一个原理）。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记者怕名人，名人也怕记者，尤其怕小报记
者。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小报记者。对我来说，越是名人越难对付——何况是一个
刚刚经历不幸、精神受到严重刺激的名人。
以下是电话录音片断（带有背景音乐，随时可以拿到法庭上作证）：
——请问是高峰高老先生家吗？
——你是谁？
——我是晚报记者中跃，请问你就是高老先生吗？
——你找他干什么？
——我正在采访他外孙女高蕾蕾被害的案件……
——他正要找你们晚报打官司呢，你们倒找上门来了，你们上次的报道没经过
他审查就登出来了，严重失实，他已经找了市委书记市长宣传部长，他们已经向高
老先生作了赔礼道歉，你就是那个挨批评的记者吧？你来找他干什么？
（一听这口气，不是名人、大师是什么？我心里断定他就是高峰本人了。）
——对不起，我不是那个记者，那个记者是新闻部的，我是专版部的，专门写
长文章的，我主要来向高老先生高老前辈请教，学习，顺便作一点采访……
——请教学习可以，但他从不接受小报记者采访。
——那我不采访，就来向他请教、学习。
——这几天不行，他日程都排满了，过一段时间再提前预约。
——请原谅，这件事很急，请你转告高老先生，我这篇文章不是晚报上用的，
是省里的《记者视野》专门约的稿，要求字数一万字以上，要得很急，我听说高老
先生在写一本怀念他外孙女的书稿，已经写了8 万字……
——你就为这个？
——不，不是的（我立刻改口）……
——哼，你就是，你就是这个目的。
——请你不要误解，我不是想看他的书稿、用他的材料，我是准备请他将这部
书稿的精彩部分拿出一万字和我的文章一起发表，这样效果会更好，也等于为他这
本书预先做了广告宣传。
（沉默片刻。）
——你来吧，来了再说。但时间不许超过一个小时。
——请问高老先生家具体的门牌号码？
——你到了市中心，问高峰高老先生，没有人不知道的。
（对方挂断。）
事实证明，高名人的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到了市中心，我问起两个月前被杀
害的小女孩高蕾蕾，确实没有人不知道的，他们还知道她是红星小学四年级的学生，
至于她家住在哪里，以及她的外公高峰的家住在哪里，十个倒有十个摇头。有个开
小店的老板给我出主意，叫我到附近的红星小学去问，因为高蕾蕾死了以后她外公
带着家人抬着小姑娘的尸体到学校去闹丧的，硬要学校赔了他们家十万元钱，所以
学校的人肯定晓得她外公家的地址。这个细节我倒是头一回听说。于是我在小店买
了一包高级香烟（准备敬给高名人抽），和那个老板多聊了几句。老板具体描述了
那几天高家闹丧的情形，说学校门口挂了十多张小姑娘各种各样的大照片、大奖状
——那个小姑娘长得才好看、才漂亮呐！看热闹的人才多呐！看的人都在摇头，叹
气，都同情那个小姑娘，好多女的都哭了。后来来了好多警察，把看热闹的人都赶
走了，那个姓高的老头不让赶，和警察吵起来，大叫：罪犯把我的外孙女杀死了，
你们也把我抓起来算了，我看你们哪个敢抓？………
我在这个小店往高名人家打了个公用电话，我对高名人说：问起高老先生的大
名，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人家说高老先生是名人，是国家一级保护对象，他
住宅的门牌号码是保密的，一般的人都不知道。高名人说：那当然，让一般的人知
道了，我还有安全感吗？前一阵子，公安局派了好几个警察来保护我呢！
那是一幢很旧的住宅楼，墙上写着“教育……宿舍”（有些字模糊得看不清了）。
楼只有四层，结构是很旧的那种，所以不合理处甚多，楼道、走廊都不透光，到处
黑洞洞的。屋内是二室一厅的布局，厅很小，只够放一张吃饭的桌子，桌上有一只
老式台灯，堆着乱七八糟的书本纸笔，看来这张饭桌还兼着写字台的功能，室内的
家具是老式的，满屋子给人的印象除了旧就是挤，有间屋里堆满了杂物和成捆的书
（看来是不住人的），后来高名人就从那堆书里不由分说抽出一本来送我，并在扉
页上题了四个字：高山仰止，然后是日期和签名。我接过来，等上面的墨迹干了，
才偷偷看了一眼书的封面：《世纪末——人类逼近精神病时代》。当然不失时机地
崇拜了几句。他说：我的书多呢，著作等身，送你十本八本都有，可惜太深，你看
不懂，这本通俗些，你好好看，以后写文章抄上几句，就深刻多了。
当然这是两个小时以后的话了。刚进门时，高名人可没有这种客气，他给我的
印象与大多数大师、名人一样，满脸的忧患和深刻，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也没说一
句欢迎之类的客套话，只是用一种居高临下的目光尖锐、无声地逼视着我，有点预
审员看嫌疑犯的味道。这使我想起一位名人说的话：“真正的智者是快乐的，自认
为智者是痛苦的。”我不知道这位名人说的对不对，因为我面前的高老先生也是个
名人。
这是1999年秋天的一个下午，约4 点钟光景，外面阳光灿烂，室内却晦暗不清，
只有饭桌上那盏小台灯亮着一朵荧光，由下向上照着高名人的脸，据我所知这种用
光方法在恐怖片里使用较多，其视觉效果如何我就不多说了。接下来是一连串的审
问和“验明正身”，他将我的名片和记者证反复作了对照，并追问我与《记者视野
》杂志是什么关系，是谁向我约稿。我说我是《记者视野》的特约记者，是他们副
主编向我约稿。他要我写下副主编的名字和杂志社的电话号码，我虽然很不情愿，
但还是写下了副主编的名字，至于电话号码我耍了个小滑头，说通讯录没带在身边，
回家以后一定打电话告诉他。
接着他说：你到派出所采访，他们都对你说了些什么？你说，你要一滴不漏地
全部说给我听。
为了能得到他的配合、看到他的资料，我只好先耐着性子把采访本上的故事说
给他听：
1999年8 月4 日中午2 点半左右，高蕾蕾的父亲林某和同事李某一齐来到建设
路派出所报案：他十岁的女儿高蕾蕾上午去学校排演节目的路上失踪了。所领导非
常重视这个情况，因为前不久这个城市就发生过一起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