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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蓉的小姐妹叫薇薇，在一家名声不太好的发廊做事，染黄的头发打理成乱草模样，左边耳朵套了五个亮闪闪的小耳环，睡眼惺忪地在前面带路，一边抱怨他们这么早就把自己吵起来，而她通常是下午三四点钟才起床的。走的是条夹缝样的小巷子，路窄，两边的房子差点门脸碰门脸，垃圾堆在路中间，一位强悍的妇女从屋里冲出来，把一桶形迹可疑的水泼到路上，然而也有“滋滋”的炒菜声与香气扑面而来，还有麻将声，小孩的哭声……薇薇一直在走，一直在唠叨，跟在她后面走的时间越长，陈大贵就觉得自己藏得越深，所谓“大隐隐于市”啊。
最后他们来到一扇门前，这门属于一幢一楼一底的旧式木楼，这楼在左邻右舍的夹击下挤得很费劲似的，都有点倾斜了。从门里出来一个勾腰驼背的小伙子，尖着脑袋盯着他们。薇薇说：“二皮！你娃今天还老实喔，没出去死晃？”二皮就嘿嘿一笑，做了个打哈欠的动作：“哎呀，昨晚上把钱输完了，拿啥子本钱出去晃哟。”薇薇指指秋蓉他们：“这是我的结拜姐妹，那是她老公，两个人刚从老家过来，还没得地方住，你把楼上姑婆那间屋租给他们嘛。”二皮仗着和秋蓉不相识，直截了当地问：“给好多钱嘛？”薇薇“啪”的一巴掌拍到他肩膀上：“死二皮！三百顶天了！”末了讨价还价，终于说好月租三百五十块。
楼上那间屋是二皮的老姑婆生前住的，屋里留有老年人特有的陈腐气息，家具物件黑沉沉的。陈大贵不自觉地皱皱眉，秋蓉却已经喜孜孜地收拾开了，扫地除尘，抹桌铺床，她很有兴致似的，因为这次不是为雇主干活，而是为自己，为刚刚展示在眼前的新生活。
陈大贵像被人打过一顿，软绵绵地趴在窗台上。他不像秋蓉那么容易快乐，而难以适应从昨夜到现在这十几个钟头内的变化。昨天他还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有二十一年婚史，有老婆有女儿，名下还有家小饭店，完全由老婆打理着，他是个有闲钱有闲情的大老爷，顷刻之间，他变成了一个婚姻的叛逃者，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一个无论在感情上还是经济上都要从零开始的中年人。若不是被余淑娟泼撒衣服的壮举给刺激了，也许他一辈子都不会离家出走。
“……他做了亏心事，我一没打，二没闹，可倒好，他居然敢跟我提离婚！他敢哪！”余淑娟死死捧着一个纸巾盒，像杜十娘捧着百宝箱，伤心地对着它诉说，对着它号哭，不停地从盒子里面抽出面巾纸擦眼泪鼻涕。
女儿陈雅雯坐在靠墙的地板上，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老不要脸的跟小不要脸的跑啦！呜呜……他以为他才十七八岁啊，还离家出走！呸！”
雅雯感觉到难以名状的烦闷，像初夏时期突如其来的溽热，憋得人心慌。她用双手抱住腿，头也不抬地问：“你真的就没有吵？没有闹？没有冲上去打人？”她脑海里浮现出三个胖男胖女打架的场面，有如重量级拳王争霸赛。
余淑娟的哭声收住一点，委屈地点点头：“就是没有么。”
雅雯心里说：这可不像你啊。
她妈妈像是听到了，辩解道：“我只想警告一下他们，叫他们晓得，我不是被蒙在鼓里的！”她又放低了声音，“我又没想和你爸离婚。”
雅雯敏感地想到了家里开的饭店。“贵人来酒家”。好名字。招牌菜是“淑女四喜”。小有名气。怎么说也是两口子早年共同创下的基业，就算现在只是老婆一人在管理，好歹也是夫妻共同财产。依着余淑娟的脾气，要把这酒家分一半出来，倒不如拿刀把她脖子抹了。
“放心，他那个胆子，走不远的，再说他离了你，哪有钱啊？不出一星期就得回来。”雅雯很肯定。她所担心的是，回来以后又怎么办？
雅雯是请了假赶回来的，只呆了半天就得回学校了。在对她妈千叮咛万嘱咐之后她走出了家门。在楼下，她蓦然看见对面一幢平房的房顶上，办展览一般躺着几件男女衣物，其中一件水红色的棉睡裙，是她妈妈淘汰下来送给保姆秋蓉的，现在这睡裙惨兮兮地卧在那儿，有家也回不去的样子，用另一种语言向雅雯申诉。
傻不傻啊？雅雯在心里怪她妈，这一招比打他骂他还狠，他那张脸，在这家还撑得下去？
转念她又想，不对啊，明明是他陈大贵犯了错，凭什么要给他面子？
陈大贵比他女儿估计的生存能力要强很多。
一周过去了。
又是一周。
然后是一个月。
这些日子他们几乎就关在租来的小屋里，静静地适应着全新的逃亡生活。陈大贵不大出门，完全是逃犯的心理，怕给人认出来，再说出门也没意思，周围都是他不认识也不屑于认识的人。于是他天天在家看电视。秋蓉除了买菜、做饭，其他时候就在屋里嗑瓜子。她嗑瓜子的模样十分自得，倚在窗前，眼睛瞄着楼下的巷路，拈起一粒胖白的瓜子送到有点龅的门牙前，清脆地“吱”一下，“呸”地吐掉瓜子壳，吐到楼下的路面上。有人从楼下路过，被吐了瓜子壳在头上，只抬头不高兴地瞅瞅，也不多说什么，拍掉头上的碎屑就走了。这里的人都被欺负惯了。秋蓉却会得意，她心里涌上来的是翻身做主人的快感。
还有很多时候，他们把门窗紧闭，吃的喝的备好放在床头，像馋嘴的小孩一样，整天整天黏在一起。以前有余淑娟在家里，两人难得搂个腰亲个嘴的，做啥都像做贼，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任意发挥了，都觉得这是私奔的最大意义所在，都很兴奋很疯狂。
高兴的时候他们便勾划未来的蓝图。按陈大贵的规划，等哪天和余淑娟把婚离了，夫妻共同财产对半划分，那么他们就有至少五十万块钱（其实陈大贵估计应该有九十万，但他不想让秋蓉知道这么多），把这五十万拿到他熟识的一个朋友开的公司里去入股，他们以后啥都不干，每年光吃分红就够了。
远大理想鼓舞着他们的斗志，像迷魂汤一样，在新生活最初的日子里把他们灌得晕晕忽忽。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带出来的钱剩得不多了。
陈大贵有些着急了，要更长时间地对抗下去，他必须得找份工作，坐吃山空啊。但是他的工作特别地不好找。以他的身份和脾气，是要找个体面的差事才行的，至少是行政管理人员级别，可他不能去高档繁华的市中区，以防碰上熟人。保险起见，只能在这附近找事做，可这里住的人大多都是社会底层的穷苦人，做的都是擦皮鞋啊蹬三轮啊一类的低档工作，陈大贵不愿意干。
秋蓉每天晚上都要把他们带出来的钱从头到尾数一遍，这成了她特殊的消遣方式。开始钱还厚实点，数的时间长，数得很快乐，可一天天的，钱越来越少，数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她也有了莫名的慌张，于是再数一遍，又再数一遍。秋蓉还是留了点心思的，她把自己这些年当保姆挣的钱放在一边没有动，只花陈大贵的钱。还好陈大贵没有在意，他一向都是老婆打理钱财，在这方面是比较马虎的，再说他也认为应该男人拿钱出来养女人。
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秋蓉把手上的几张钞票翻来覆去地捏弄半天，叹口气说：“我还是出去打点零工吧。”
陈大贵吓了一跳，忙说：“那怎么行？那怎么行？我把你带出来就是要你不再受苦受累的！”
秋蓉感激地一笑，随即又皱眉，看看手里的钱。陈大贵一把握住她的手，像入党宣誓一般庄严地说：
“明天我就去找工作，再苦再累的活儿都干。”
这句话之后第三天——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一天，陈大贵终于在过了九年完全靠老婆供养的寄生虫日子之后，第一次找到了一份工作，而这时他们距离一穷二白的日子只有八十三块七角钱。
他的工作是帮巷口一对卖水果的老夫妇运货。老夫妇年纪大了，装货卸货蹬三轮都吃力，便雇了陈大贵。陈大贵就要在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简单洗漱一番后赶到老夫妇那儿，骑三轮车带着老头或老太太去水果批发市场，在老头或老太太一番挑挑选选讨价还价后帮着把水果扛到三轮车上，再把水果和老人一起拉回水果摊，一样一样地卸下来，一天的工作就算完了。这样每月可以挣两百块钱。
就这两百块，他挣得特别辛苦。也许换个农民工不会觉得辛苦，可他是陈大贵，从大富大贵的日子走过来的，每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