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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提到的富人区的问题，这是事实。我觉得任志强只是把人人都看见的事实说了出来，当然他的有些观点是需要认真讨论的。别人指责任志强我还可以理解，可是潘石屹出来指责任志强，我就很难理解了，任志强还盖过相对便宜的房子，潘石屹在北京盖的都是很贵的房子。吴虹飞：
对这些状况，您的态度是？
余华：
首先我不是一个富人，也不是贫困的人。我只是一个作家，一个对自己所处时代充满了兴趣的作家，这也是为什么我用这样的叙述方式写《兄弟》。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作家，我在美国的七个月度日如年，再住下去就要发疯了。当时晚上睡着了做的最好的梦，就是回北京了。后来又从美国去了巴黎，从巴黎回北京十多个小时的飞机上，我激动得睡不着，想像着北京多么美好。到了北京，2004年3月底回来的，一下飞机就迎面遇到沙尘暴（笑）。吴虹飞：
您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吗？
余华：
我不赞成简单的抗议，也不赞成感情冲动的民族主义，这无助于国家和民族。现在有些民族主义的倾向有些狭隘，有些表演的性质。要是人人都在骨子里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这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
不是到街头去游行去抗议才是民族主义，砸商店烧汽车不是民族主义，我在香港的电视上看到了这些图像，当世界各地的人通过电视看到这些图像时，作为中国人，我感到有点难过。这种缺少理性的行为，是西方媒体求之不得的，他们喜欢这些画面。少数人在那样做，只能算是民粹，民族主义应该是普遍性的自我意识。余华：
吴虹飞： 您通过什么热爱自己的国家？通过写作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掌控了自己的生活，对自己有信心，对国家也有了信心？
余华： 可以这么说，对自己没有信心了，对一切都会没有信心。吴虹飞： 我们继续谈一下您对美国的印象吧？
余华：
从地图上看，感觉美国和中国差不多，可是坐飞机时感觉美国比中国大。我从东海岸的东北角飞到西海岸的西南角，从波士顿去洛杉矶，在亚特兰大转飞机，11个小时，感觉从北京去欧洲了。在美国坐飞机五六个小时，家常便饭。吴虹飞：
有没有觉得游历让您的视角和心态有所改变？
余华： 有人问我： 写随笔对写小说有帮助吗？我说：
没有，只有害处没有帮助。现在发现是有好处的。在我写小说最好的几年里，我突然停下小说写随笔，我重读了很多经典文学，感受很强烈，这对一个忙于写作的作家是弥足珍贵的。
前些年我经常出国乱跑，就有人问我： 出国对你写作有帮助吗？我还是说：
没有。写完《兄弟》后，我发现自己的回答错了。我在国外时和出版商、记者、作家聊天，我讲我童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今天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他们难以置信（他们以为我30多岁，其实我40多了）。他们好奇地问：“你还很年轻，就经历了这样两个不可思议的时代？”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拥有无尽的财富，可是很少有人能真正体味，如果离开现有的生活，去经历一下另外的生活，再回来时就会发现，自己生活里的很多宝藏还没有开发。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十年来不断出国的经历，帮助我了解了自己。
贾平凹： 守住灵魂的侯
贾平凹，1952年农历二月廿一出生于陕西南部的丹凤县棣花街。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是农民。“文化大革命”中，家庭遭受毁灭性摧残，沦为“可教子女”。1972年进入西北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此后一直生活在西安，从事文学编辑和写作。出版的主要作品有《贾平凹文集》（包括《天狗》、《浮躁》、《晚唱》、《我是农民》等14卷），以及《废都》、《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等。曾获得全国文学奖（四次），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那文学奖和法兰西文学艺术荣誉奖，并以英、法、德、俄、日、韩、越等文字在国外出版了二十种版本的作品，国外人士誉之为中国大陆文坛的“独行侠”。
2003年的春天，动笔写《秦腔》之前，贾平凹祭奠了棣花街上近十年二十年的亡人。他的书房当中放着一个巨大的汉罐，日日燃着香，他亡故的父亲、伯父、婶娘，在他面前涌现。他叹气、摇头、心情复杂地回忆着他们，令他们在《秦腔》中，一个一个地，复活。
家在一处，书房在另一处，贾平凹生活简单，散漫，没有常规的作息。一年零九个月的写作，白天带着妻子擀成的面条和包好的素饺，赶到书房。门窗紧闭，灯光大亮。到了夜落，招引两三个好友，到常去的茶室喝茶，打牌，消磨一个晚上。
寂寞是难熬的，他写字：“精神寂寞方抚琴”。他画画，画玄奘的像，画朝天悲嚎的猫，画出浴的贵妃美人。更有两个大字一直在书桌前：“守侯”。古有“封侯”一说，他的解释是：
让守住灵魂的侯来监视自己。
他从小在病中度过，一直是病色，却从来不进医院。个子不高，以为自己丑，“形象不好”，父亲是反革命，家庭成分不好，容易胆怯紧张，所以长大后，也不喜远游。自卑，年轻时见到女孩子，十分害羞。这些在后来作品中都有反映，却都是反着来，一个长病的、木讷的、容易害羞的人，文字里却是活泼大胆的，挑衅着禁忌，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
虽功成名就，他也自嘲：
棣花街文墨颇深，到了那儿千万不敢说文写字。再是我离开了故乡生活在西安，以写作出了名，故乡人并不以为然，甚至有人在棣花街上说起了我，回应的是：
像他那样的，这里能拉一车！
古人讲：
文章惊恐成。一稿40万字，不满意，他写了三稿，仍然是不满意，在三稿之上，又改了一次。家里人看着可怜，说，结束吧，结束吧，再改你就改傻了！
“《秦腔》写的是农村的现实生活。长期以来，农村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现在中国的‘三农’概念，农业、农村、农民，已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原来说的是我们是农业国家，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农民离不开土地。现在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却剥离开了。农民离开了土地，有些是主动离开，有些是被迫离开，留在农村的多是老弱病残。我的老家棣花街，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农村又成了一切社会压力的泄洪池。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地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里都是难活。”
2004年9月30日，长篇小说《秦腔》杀青。
书房“大堂”
夜色朦胧，叩问至某机关居民楼的六层，灯光昏黄，贾平凹打开门。我终于亲眼见着了无数文青推崇不止的文豪。“很多人都以为，我至少是一米八以上……”他好脾气地笑。
“我们不可能做采访。”浓重的陕西方言。
什么？我对他大声疾呼。
“你看看，你根本听不懂我的话……”他又要打退堂鼓。
听得懂，听得懂，我慌忙不迭。他又笑，实在是脾气好。
“有一次去南宁讲课，讲了一个小时，问底下学生有何问题，学生举手，说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听不懂老师的话。”贾平凹十分懊恼，“你早说啦，早说听不懂，何必讲那么多话——我最怕和讲话有关的事情了。”
屋子因为要搬迁，十分凌乱，或许因为天冷，一股石头的寒气。传说他喜欢石头和陶器，今日信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