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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月光照在小路上，像是撒满了盐。吴虹飞： 您的小说貌似从先锋回到传统，在《兄弟》里面完成您的转换，您不断地改变，那么不变的又是什么？
余华： 我句子的结构很难改变。回顾自己的写作历史，有三部标志性的作品：
《十八岁出门远行》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活着》让我明白了不同的题材应该有不同的叙述方式；《兄弟》让我有勇气正面去叙述了。吴虹飞：
您着迷于变化？
余华：
如果我不变化，我的小说到现在还是1980年代的叙述，题材也好，时代也好，都是虚无缥缈。像《世事如烟》这样的小说，你可以把它放到1940年代，也可以放到1980年代，没有明确的时间特征。到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以后有明确的时间跨度了，可是叙述中的时代只是作为背景。到了《兄弟》就不一样，时代不再是背景，是一个现场了，所以更加突出。吴虹飞：
您在处理这些复杂经验时会不会遇到困难？
余华： 不断地遇到困难，我觉得我在处理《兄弟》时，处理复杂经验的能力比在《许三观》时提高了——我只能和我自己比。吴虹飞：
想听听您是怎么看同时代的大作家的？比如您写福贵，他是农村的，贾平凹也写农村，你们的差异在哪里？
余华：
差异在于，我所处的农村环境和他所处的农村环境是不一样的。我生活在江南农村，那里的农村是郁郁葱葱的，而贾平凹来自黄土地，感觉是不一样的。当你面对的土地是黄色不是绿色时，唤起的情感也会不一样。
“文革”的刻骨影响
余华曾经被称作“中国残酷写作的代表人物”。在《兄弟》这部小说里，“文革”的残酷经历与温暖的家庭情感显然是交错进行的。无论是侧面影射，还是正面描写，余华似乎都没有逃脱“文革”对其心灵的影响。有人认为，余华早期的作品，关注了一个重要的黑暗现实，那就是暴力。余华一开始，就深入介入了这个“司空见惯、却又轻易被忽视和回避的历史现实”。
吴虹飞： “文革”对您的影响刻骨铭心吗？您的童年记忆很多都和暴力相关？
余华：
“文革”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很难用语言去概括。1967年，我七岁，印象很深刻的是在一次武斗中，造反派包围了一座楼，逐步往上推进，把被打得奄奄一息的人从五楼扔下来。
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我小学一年级的同学，他父亲是地主出身。前一天晚上还看到他拉着我同学的手笑嘻嘻地在说话，第二天就死了：
凌晨两点偷偷自杀。我小学二年级时，我的班主任和一个女老师很亲密地在聊天，我感觉他和女老师的关系是最好的。结果有一天上学，班主任带着窃喜的神色对我说：
那个女老师被抓了，她们家是地主。
那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我一直觉得，当丑恶被推向极端以后，美好也会上升到从未有过的高度。“文革”时虽然有些家庭成员之间反目成仇，可是更多的家庭空前团结，他们要保护自己，这也和中国传统的文化相关。
《兄弟》的上部，暴力成分很多，但家庭的温暖也有很突出的描写。我记得汪晖给我谈过一个他的看法，他说“文革”的时候是没有阶级的，但是天天讲阶级斗争；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两个以上的阶级了，却没有人再讲阶级斗争。吴虹飞：
您的家庭对您的影响呢？
余华：
我父亲非常幸运，“文革”刚开始时，几个造反派就把我父亲弄到乡下去。父亲是我们县里第一个会开阑尾炎的，结果我父亲被发配到乡下去以后，被弄到了公社卫生站，于是我父亲在那里做了无数个阑尾炎的手术。因为我父亲的病人都是农民，他们对我父亲非常友好。我和我哥哥经常坐轮船到乡下去看我父亲，虽然白天大街上充满了暴力，可是孩子（可以）到处乱跑，没有拐卖儿童的事，现在还有谁敢把孩子一个人放在街上自己走？吴虹飞：
看您早期的小说，会看到许多“鲜血”、“死亡”的意象。是不是和您父亲做外科手术有关系？
余华：
我就是在医院里面长大的。我和我哥哥经常在外面玩时，看到父亲做完手术后血淋淋地走出来，还看到护士把一桶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倒到池塘里。到了夏天那个池塘上全是苍蝇，像一张地毯。我长大后又做了五年牙医，血淋淋的东西我也看惯了。吴虹飞：
现在这个社会有什么东西您还看不惯呢？
余华：
看不惯的东西太多了，而且超过了我在“文革”时期看不惯的东西。由于我现在的位置，我看到了很多假惺惺的人，口蜜腹剑的人。腐败已经进入很多领域，几乎每个领域都有。这是没办法的了。
“我很难界定自己的政治倾向”
带着对现实的关注与焦灼，余华并未变成一个隐遁的“旁观者”，而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并没有高于时代，而是与时代平行。或许是因为理论有限，余华并不能担当思想者的角色，然而他对当下和现世的关心，依然热烈而诚恳。吴虹飞：
可以问您的政治立场吗？您是新左派？
余华：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左派，或者是一个右派，在今天的中国很难区分这样的一个关系。而在韩国似乎有这样明确的区分，你刚才说的白教授（白元淡，韩国学者，曾翻译余华、王安忆等中国作家的作品），她是左翼的，她翻译了《活着》，我们关系很好。在韩国我也有一些偏右的作家朋友，比如李文烈，他是白教授不喜欢的人，但他是我的朋友。
我和汪晖是很好的朋友，他在很多时候被认为是新左派，我觉得他被误解了。我和他能成为朋友，那是因为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点。
作家的政治倾向性我很难界定，作家写下一个人物，并不等于认同这个人物的全部言行。也许我们可以在某一部虚构作品的人物里区分出哪个是新左派，哪个是自由主义者，可是仍然不能以此界定这个作家的政治倾向，除非作家自己宣布是什么派的。中国好像还没有这样出来宣布的作家。在韩国有宣布自己是什么派的作家，韩国左翼和右翼的界限和中国是不一样的，其实每个国家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你关不关心今天这个社会，关不关心今天的民众生活。
我性格里有一种非常认真的东西，在写作时假如有一句话我不满意，下一句话就写不出来，我没有办法应付自己。生活中我是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我的兴趣在社会底层的生活。我写了二十多年小说，写了二十多年的穷人，到了《兄弟》才出现一个有钱人，还是一个土财主。
我在看待这个社会时，总是习惯站在弱者的角度上去看。我听说过很多奇特的富人故事，我的反应就是吃惊。可是当我听说一个悲惨的贫民的故事时，我感受到的就不是吃惊，而是震撼了。而且会很长时间想着这个故事。我想，虽然我很难界定自己的政治倾向，可是在骨子里，我觉得自己是偏左的。吴虹飞：
您有没有关心到国内最近的一些激烈争论？
余华： 我很认同汪晖的发言方式。他要是没做过大量调查，没做过缜密分析，是不会轻易发言的。吴虹飞： 比如郎咸平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强烈批评，您怎么看？
余华：
郎咸平拿这个做文章有他的道理，可我的感觉，他总是在强调某一方面，疏漏其他方面。我记得1996年或者1997年在北京开作家代表大会时，当时的常务副总理朱镕基来给我们做报告，他说的一个数据吓了我一跳，说有一万多家国有企业是从大跃进时期就开始亏损的，一直亏损到90年代后期，差不多亏损了40年。所以国企改革极其艰难，里面的复杂性是难以表述出来的。
任志强提到的富人区的问题，这是事实。我觉得任志强只是把人人都看见的事实说了出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