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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梨花体”和“诗人裸诵”事件之后，“作家洪峰上街乞讨”又一次成为网络媒体“头条”。
为了那2000元工资
出门前他犹豫了一下。洪峰6岁时看电焊工人焊接，被那道红光迷住了，蹲在旁边看了几个小时，从此眼睛被灼伤。顶着1200度的近视，他几乎是听完了他的学历课程。洪峰有一个习惯，能不睡觉就不睡觉。“在眼睛变瞎之前，要多看看这个世界。”
他有些恍惚。穿着衬着假羊毛的小棉袄，里面穿一件毛衣，一条七八块钱的，有一层绒的裤子，穿着未婚妻小燕给他买的新鞋子跑到了街上。他担心自己给市政管理人员按照盲流送进救助站收容，就在腕上挂着一个纸牌子，写的是：洪峰＼户籍地址：沈阳市皇姑区XXX路XX号＼单位：沈阳市文化局剧目室。
“这样，我就不是‘黑人’，能查得到，也就能回家。”他没有标明自己的“作家”身份。
天有些冷。他手里拿着一个朋友送的“阿迪”的带沿儿的帽子，还真的有些人往帽子里扔了些钱，有一元的，有些是五毛的钢钅崩儿。加起来大概26元。有一个读过他作品的女士，问他是不是那个作家洪峰，并和他聊了一会儿，留下五块钱走了。
第5节：洪峰（2）
他没有戴表，眼瞅着天黑了。他就想，小燕该回家了。他就想着，要在小燕回家前回家。
于是他就走回家去了。手上的小牌随手扔到了楼下的单车棚。他上了楼，走进卧室坐下，去看看自己的博客，谁又给自己留了言。他的博客是匿名的，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介草根，自称“洪老汉”，经常给留言者认真回复。
他的愤怒渐渐消没了，他开始想，要是没这2000元，自己该想些什么别的办法去挣。
可是接下来，记者们来了，闪光灯“劈啪”作响，惊动了正在吃大饼的小燕。自此以后的几天，洪峰受到的“青睐”，远超出他二十余年的文学生涯。
作家洪峰的难处
在一位大学同学的印象中，当年在学校，洪峰还仅仅是“赵洪峰”，是很多不起眼的男同学之一：矮胖、土气、一点不出风头，属于被女生冷落的一类。他成绩也不如自己的好，没想到后来写了那么多的小说，更没想到的是他后来居然要上街“乞讨”。
作家格非说，“洪峰肯定有自己的难处。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蹊跷。我不了解他的意图。他上街乞讨肯定不是为了讨钱，可能在表示抗议。”
新浪网友甚至说，业内有人认为洪峰的境遇暴露的是纯文学的没落，是一代先锋作家的没落。如果是余华、是安妮宝贝，当地文化局肯定不会这么做。
1994年，沈阳市正大力建设一个文化城市，洪峰被当成特殊人才引进，只是恰逢其时。文化局需要洪峰的只是“一张（能与其它省市剧目部门平等对话的）全国粮票”，“他们认为我的小说创作同样属于文化局的成就”。
关于住房问题，时任市长承诺的是从市长基金中拨发18万元人民币为洪峰购买一套住房，如果不够，就由文化局自己想办法解决。1994年春节之前，洪峰和时任文化局局长前往市长办公室，“在那里我头一次知道市长还有基金”。时任文化局长向他解释了市长基金的用途：突发事件和特殊事件。“给洪峰买房子就属于特殊事件”。
10年前文化局给出的承诺是“不坐班”，并没有写成合同。“面对一级国家政府部门，双方都没有想过需要文字合同。虽说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我一直坚信，这个协议应该具有连续性，我们的政府在，就不会不信守承诺。用现在的话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韩寒在博客上评论“洪峰事件”时称，“因为单位不给什么事都不干的作家发工资了，就做给别人看，这也太低等了。人家好歹发了你十年工资了，一个二奶包十年从二奶包成二奶奶也算对方有情有义了。”
洪峰笑说，“使劲骂，在老了之前骂完。”他辩解说，“关于作家该不该被寄养的话题，不该问我。首先我不是专业作家，我是政府机关下属的职工。沈阳市文化局和沈阳作协不搭界的，沈阳作协隶属沈阳文联，沈阳文联是群团组织；文化局是政府机关，我的单位是文化局下属事业性单位剧目室。”
成为文化局工作人员之后的11年里，几任剧目室主任一直鼓励洪峰尝试写一写话剧，洪峰每年也会完成一个甚至更多的剧本。近年来开始以工作合同的方式注明：“每年完成一部作品，文体不作硬性规定。”洪峰认为自己“11年来没有白拿过一分钱，一直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工作任务，并未违反合同———除了发表的作品，还有2005年在全国公演的话剧《九路汽车》（长春话剧院）呢”。
洪峰“乞讨事件”发生后，郑渊洁在博客上发表文章，认为“专业作家”制度应该改革，作家该靠稿费生存，而不应该拿工资。当了解到“文化局”和作协并不搭界，而洪峰在这11年中也是按量甚至超额完成了文化局任务后，郑对记者表示：他的话不是针对洪峰说的，而是针对每个月拿工资，然后也没有写什么的“作家”。
巧合的是，他也有过跟洪峰同样的被停发工资的际遇。“我原来在北京市文联，在一份刊物当编辑，也是一个主任停发了我工资，而且是大概停发了两年。就是说等于不发吧。我就辞职了。”
第6节：洪峰（3）
文学生活、爱情及其他
这十几年实际上是洪峰创作的旺盛时期。他声称自己写长篇从来不写提纲，不作草稿，从1993年到2006年，几乎每隔1－2年就推出一部长篇小说。“写出不错的长篇《生死约会》和《去明天的路上》，还有《革命革命啦》和《中年底线》。”
“我手头一个长篇都搁着好几年，我的出版社的朋友老劝我拿出来发表。”他也诚恳地感谢写作给他带来的馈赠，令他可以意识到：温情、善意、忠诚、信守诺言、援助不幸、惩治背叛、寻求人类和平、悲悯生命、热爱生命……面对文坛的风云变幻，他鲜有失落感，别人功成名就，那是他们的本事，“我没这个本事”。他只关心大家不太关心的事情：比如说哪里打仗啦，哪里爱情啦，哪里出了一个马铁奥或者安娜？卡列尼娜……
作家陈村说，“商品经济在鼓励作家逃离文学”，而“洪峰是个好作家”。
洪峰的个人的收入来源于政府薪金和缴了税金的稿酬。“出版社出我的书，基本都不赔钱。我的一本书的版税，平均每本3万－4万，加上重复出版，这几年挣的版税，也有个40万的。”
他的个人开销主要是抽烟喝茶，不喝酒不习惯聚会，1993年的衣服他现在还穿着。如果有什么大的开销，就是每个月要抽三条烟，大概花销是200来块。
他不喜欢都市，于是经常逗留在云南的山区，不是丽江、香格里拉也不是西双版纳，他喜欢没有游人光顾的山里，“天然，更清澈，更干净。”2002年，他遇到了后来的未婚妻小燕，“和那里的山水一样清澈和干净的女人”。他觉得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礼物，“我觉得很快乐，很单纯”。
2004年10月，洪峰和剧目室的领导提出自己的想法，到云南的一个村子去种甜瓜。那里种出的甜瓜，价格是每公斤12元。“你说作家对人类有什么贡献呢，不如教当地的农民种瓜，还能帮助他们脱贫，顺便写个关于种瓜的书，写写那里的农民。”他带着文化局领导给的5000元去云南。后来小燕查出患了子宫癌，今年7月，他带小燕回沈阳看病，种的瓜没人看，“都被猪吃了。”
他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的，有时和人打架。有一次去银行，看见职员在训斥一个不识字耳朵也不大灵光的老太太。他看不过眼了，上去劝说。那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