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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定位不准，太异端了，烤鸭店就说了许多次，老让我走人。那时后开除人特严重，就跟进公安局一样的。”
他的好日子果然没过多久，1986年，徐星30岁，他离开了烤鸭店。“没有单位当时是特可怕的事情，当时我也挺怕的。”徐星说，“体制内的工作，我只做过这一个，有劳保啊，编制啊，档案啊，丢了觉得可惜嘛！”
（二）克鲁凯亚、八十年代、迪斯科
追溯一个人的阅读史也是颇为有趣的。“上小学之前我就能看书了，插图版的《希腊神话故事》。后来看《海底两万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物理世界奇遇记》。我经常问我姐姐，这个字怎么读。没完没了的，我家里都烦了。我哥哥就特别坏，他已经认字了，就跟我谈条件：‘这个苹果给我吃，我就告诉你。’后来那个跟我讲条件的哥哥去世了。”
1972年，徐星16岁已经有过5年的“在路上”的经验了。那时，有一本他应该读后三天后就还的书，被他秘密扣下了，一扣就是三十四年。这就是克鲁凯亚的《在路上》。
“现在黄色的书皮早已不知去向，里页上有个编号681942，红色的长方形的印章里写着‘内部参考第（乙）类’。”
第27节：徐星（2）
作为内部参考读物，60年代克鲁凯亚的《在路上》即以节译本的形式进入中国，成为了“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样板。
克鲁凯亚没想到的是，20年后，这本书在遥远的红色中国大放异彩，成为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一组支援火力，令无数的写作者和音乐人为此兴奋不止，王朔“顽主”式的文学与崔健《一无所有》式的摇滚乐，而徐星的小说也有部分的精神上的照应。
怎么能不谈谈八十年代？那个充满冒险和实验精神的年代，那个开始解除思想禁锢、充满纯洁理想和男女关系的年代，引起多少人们的怀念！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喜欢读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前苏联作家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是内部出版，供批判用的“黄皮书”。在当时的秘密阅读时代，能够读到《带星星的火车票》的，只局限于北京青年的地下传阅。书在当时是稀缺资源，而学生刘索拉和工人徐星，都是北京青年里的“进步分子”，这样的“精神历险”在当时是一种时尚。
音乐也是稀缺资源。据徐星回忆，八十年代，他们经常聚在一个当时的画家，彭刚家里听唱片，“那时就在听披头士了……那可是犯罪。我们把唱头里塞上棉花，拉上厚厚的窗帘……彭刚听着听着就一个人随着节奏扭起来，所有人都惊呆了，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
“都以为他疯了。”直到十几年以后徐星才知道，那是“迪斯科”。
（三）来去去牵挂
1989年11月，徐星接受德国西柏林艺术大学的邀请，出国了。1991年，受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的邀请，住在伯尔家写作。“他家在大山里面，当隐士，特别美。”
“那时对中国有一种失落和绝望，内心深处的绝望。”他必须活地隐忍些。活在那么多的禁忌之中。
“欧洲比较舒服，但国外的生活实际不适合我。我觉得欧洲太老了，特别适合养老，而我还没有老到养老的地步。我还有激情。”
1992年，打算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读博士学位，后放弃。他一直飘荡着。他赤手空拳地出去了，1994年，又赤手空拳地回来了。
2001年，发生了一件意外，他在医院陪病重的哥哥，那个简陋的地下室被盗了。“搬家似的，把东西都搬走了。”那是釜底抽薪地偷盗，转眼之间，徐星变为赤贫。他不得不在网上拍卖自己的作品版权。“我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筹莫展。”“我集了30年的邮。贼都偷走了。本来我的生活挺稳定的。我那时有很多珍贵的邮票，我卖一张可能就够我生活一个月了。这下可把我后半辈子的都偷光了。”
45岁，一下子变成了赤贫，一切又从头开始，真的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回忆不在体制内生活的日子，徐星说了一句：“挺难的。”
无论如何，徐星看起来，不象是50岁的人。他经常给过街桥下的小贩们站岗放哨，城管来了，就让他们赶紧跑。他偶尔会象某些法国作家，如《小偷日记》的作者让？热内一样显露身手，过去他在内部书店偷过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后来他“更没出息”，作为玩笑，在超市顺几颗口香糖，要不就把“星巴客”的咖啡杯子带走一个。迄今为止，他确实没有引起附近片警的注意。
有时候他会笑话自己，“我老说白字，不认识就瞎说。有一次和朋友喝酒，我说日本‘非句’，他们笑我，说是‘俳句’。”他笑问记者：那个字到底念“FEI”还是“PAI”呀？
说徐星最多的是他的母亲：你什么时候才会真的长大呀？
对于评论家而言，徐星已经“过气”了。我没有问他关于“过气”的看法，但是他对写作没有焦虑感，他也承认自己写作上有着许多“软肋”。“能写就写，不能写就算球。我也不怕别人说我没才华啊，江郎才尽啊，我就想，没有就没有了。”
徐星写写停停，也不找地方发表。他有些硬气：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一点都不在乎。我也不是先锋作家。如果你在采访里说，徐星是一个傻逼，我也不在乎。”
第28节：徐星（3）
徐星在网上东游西逛，也参与热点事件的评论，也劝架。韩寒、赵丽华、方舟子、老罗，超女、芙蓉姐姐、博客……他都有强烈好奇心。他通常不参加争论，“所谓的争论大多有虚荣心在争论的背后作祟，所以争到最后只会剩下的无聊。”
对有多事情，徐星就评价说：怎是一个恶俗了得呀！有趣的是，“恶俗”这个字是徐星在《无主题变奏》里创造的，“当年我写到了一个人的‘俗’，‘庸俗’已经被用的太多太多，想来想去不知如何表达这个人的“俗”，为这个表达想了几天，有一天干着干着活突然开窍，想了一个‘恶俗’。”
他是一个脾气相当好的老愤青。有一次，一个杂志采访他，他真的愤怒了。“你心目中的成功人士是谁？然后，他们列举一大堆，美国总统布什，张朝阳，潘石屹等等……都是这些。我觉得一个人心理有骄傲，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完成自己的梦，有饭吃，有衣服穿，不露屁股，不伤风化，过得很幸福，这样的人不是成功的人吗？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也很成功。成功就是钱多、大屋、好车、漂亮二奶，人前光鲜，这是一种庸俗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可惜，它挺主流的，主导了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观念，更可惜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对这种价值取向没有分析能力，没有抵抗力，所以它成为主流。”
徐星的愤怒都是来自草根阶层。他同情下层。不知道和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们有什么不同吗？这个我也没问他。他发自内心地和这些人友好相处。他对人对事，尽可能地良善。他调和朋友的矛盾，尽力帮助他们。是的，没准，徐星会是一个不错的朋友。你可以和他喝酒。他亲切问候你，他为你保守隐私。他值得信赖。啊，还有同情，这个已经泛滥了的词。他还说，爱是一个准则。他说，他爱美好，真实的东西……他不大世故。这时候你在想，也许，他只是一个稀缺资源的拥有者。只是有些……不合时宜。
他有一个六岁的儿子。和一个法国姑娘生下的。他很爱自己的儿子。他殷切地说道：我暗自庆幸我有一个儿子，我庆幸我的儿子他不是中国人，儿子，你爹所享受的一切禁忌对他来说都不存在……。要是你以后也象你爹一样懦弱无能，那就象你爹一样；至少牢牢地记住这些事情……
采访笔里，时不时有着维修工刺耳的电剧的声音，似乎象征着，这是一个日新月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