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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使我对此颇多感慨。
一是观念的差异：
癌症是不治之症的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尽管有治愈的报告和一些鼓励人心的消息，但是没用。这情形有点像坐飞机，权威的统计数字放在那儿，死在公路上的人大大高于从飞机上掉下来摔死的，但我只见过恐惧飞行的人，而没有遇过拒绝上公路的，我有一个朋友可能天生不适合开车，几年来他出的车祸毁了几辆车，两次还差点送命，但他依然在周末出车，还不难找到搭车的。
我们也知道有那么几种病，凶险更甚于癌症，但它们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只是偶然，而癌症却是必然。我想到这其中的原因，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癌症展示死亡过于清晰和从容，以至中国人把对死亡的恐惧移植其上，二是全世界的医生们的业绩实在是太差了。
在这样的过度，如果谁领到一张化验单上面写明了病理医师看见了癌细胞，那他的苦役就开始了：如果他是一个官员，仕途会就此打住，组织部门开始着手调查新的人选，而有关人士开始动作；如果，他是一个商人，他的信用会立刻贬值，签过的合同也会变得模糊；如果他是一个学生，会有人放弃学业；甚至夫妻之间也有把自己的未来重新掐算一遍的，极大多数的癌症患者都保留了清醒的意志，身边的种种变化很少能瞒过他的眼睛，这时候心中的滋味真是太他妈的了。
这种观念的影响是双重的，既强烈影响病人自身，也影响着他身边的人。
我在上海肿瘤医院开第二刀的时候，隔壁病房收治了这么一个病人，其体魄之强健让我觉得他是刚从运动场下来，他在三天前确诊是肺癌。我去探望他，因为我听说他进了医院就没说过话。去了几次，都没有听到他说话。两个星期后，他就死了，几乎是创造了一个记录。
这种观念强烈得可能催毁一个强健的肉体，而且它还是所有肿瘤病人收到的第一份礼物，我想，它可以抵消至少一半的医疗作用。
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刻，但我很快地问自己：哭能治病吗？如果不能，那就以后再哭吧。有人战胜过癌症吗？如果有，我为什么不试？类似的选择题我做了很多，全部都简单明了，几乎不需要智慧，但就是这些简单的答案使我学会与“狼”共舞的生活。
而在一些发达国家，癌症是一种重病而已，没有那么多人文学上的意义，而他们官场制度和信用制度大都比较完善，整个社会都比较重视个人的感受。癌症病人在这一关上受的痛苦要少得多。
写到此，感觉有点累，可能是天气的原因，艳阳高照尽管热了一点，但比闷热要好一点，这天倒有黄梅天的风味了。
明天再续吧。
肿瘤病人（二）
2000年8月8日 天气：多云
又是一个平常的早晨，接着昨日的话题写下去吧。日记中的长篇大论是罕见的，但想到写这些文字的初衷和它们可能产生的作用，我觉得还是把心里话说出来是最重要的，至于体例什么的，自可放在一边。
昨天谈的是中国对癌症的观念，接下来我想谈中国人对癌症的治疗。
如果说，中国人的“癌症观”是一场悲剧的话，中国治疗癌症更像是一幕黑色幽默的喜剧；如果说荒谬的观念让中国的癌症病人受苦的话，那中国式的治疗是在受罪。
我作为一个癌症患者，在整整5年半的时间里，不幸地经历了各种治疗方法，我觉得我算是具备了对这个话题说三道四的权力。
中国的医院毫无疑问，医院应当是治疗癌症的主要场所，事实上，那里也是挤满了人，在上海的肿瘤医院，如果你不是对那儿熟悉的话，很难不被那儿的气氛所震撼：天哪，竟然有那么多病人，你会认为今儿有什么大事，其实只是平常的门诊日而已。走廊里挤满了候诊的人，收费处排着长队，谁想找个地方坐下来都会觉得很难。
从门诊到住院可能要等上一个月，如果你在上海正好没有这方面的朋友。听说要加快也有小费的行情，不会少于4位数。
在医院周围方圆数公里的范围，每一家旅店都住满了癌症病人，他们大都来自上海的周边地区，由一二个亲属陪同，在简陋而便宜的小房间里，他们自己煮甲鱼汤，等待治疗，或者像走读生一样接受着放疗化疗。
在这种压力下，医院变成了工厂，以一种流水线的模式进行癌症治疗。手术化疗或放疗 请让出床位‘
手术一般是出色的，原因是熟能生巧，中国的外科医生不比外国差，老外那个工作量根本不值一谈，中国的医生一年要在病人身上划多少刀？
虽然明令禁止，但给手术医生的红包还是少不了的，有的病人对自己估价很高，因而给医生的红包也很可观。现在开始惠及麻醉师等协作人员了。
化疗和放疗的中国特色就更浓了，很少有人问你是否需要这个，能否承受，倒有人关心你的钱包是否丰满，是否有劳保，因为不同的化疗辅助用药很多都是自费药，价格离谱。
我接受过几次放疗，但在我自己找到的医学书里清楚地写着，化疗对我的病的有效率只有10％，想想也是，把自己的全身灌满毒药，只因为身体里有个地方长了个病灶，从常理来推测也是一件低效率的事，我果断地把另一半化疗处方仍了。而我同室的8个病友，全部在按质按量完成了化疗一年内死去。
中国大部分肿瘤病人都在重复这样的故事，先是用廉价的、国产的、毒性可能跟农药差不多的化疗药物，然后眼看着体力不支，化验单上的数字直线下降，满头黑发一夜尽枯，然后，遵医嘱去医院门口的药店或是某公司购买辅助药物，止呕吐的，升白细胞的，增强体质的，它们都有同一个特点：量少价高。放疗的情形也与此相仿。
其实，西方的医生也在普遍地采用化疗和放疗作为癌症的治疗手段，为什么那儿的情形要让人满意得多呢？这个问题的专业程度超出了我的能力，但我知道有几个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得到了医生们的认同：一是人种的差异，我们的放、化疗药物几乎全部是依照进口药物生产的，是人家的科研成果，西方人能抵抗这类药物的毒副作用，而中国人就不见得；我记得有一组数据颇能反映这个事实，100个中国醉酒者，95个会呕吐，而白种人正好相反，只有5个人会尝到呕吐的滋味，这是西方酗酒者远多于我们这儿的原因。二是医疗基础条件的差异，西方医院和医生根本不可能要面对那么多的病人，这就个了医生根据体质差异进行治疗的可能性。三是辅助恢复手段的差异，这是中国癌症患者最缺乏的，原因可能是那个令人辛酸的老话题：钱。在肿瘤医院的收费处，厚厚一叠百元大钞递进去，一张轻飘飘收银条飞回来，这样的情形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在中国治疗癌症到底要化多少钱，简直没人讲得清，一般而言，钱越多，生存的机率越大。不幸的是，大部分的中国肿瘤患者在两手空空后死去，让家人体味人财两空的失落，甚至家徒四壁却负债累累的绝望。前文提及的那些住在医院边上小旅店里的癌症病人，大都喜欢带着现钞来治病，一般是5到10万元的预算，他们的家属每天吃大锅饭元一盒的盒饭，却不吝于购买上千元的一支针剂，等到钱箱空了那一天，治疗就结束了。
应该说，我们的治疗保险制度已经是尽量地向癌症患者倾斜，但它所承诺的药物仅仅是维持流水线式的治疗所需要的，而不是治疗本身所必备的。
写到这里，我的内心真是充满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我能够带癌生存至今，虽然近况不佳，应该感谢医院和医生对我的精心治疗，但同时，我又是中国式流水线治疗的反叛者，我自作主张停止了医生要求我做的化疗和放疗，我没有听医生的话，在很多方面。
尽管带着恶性程度较高的肿瘤创造近6年的生存期似乎是个不错的“业绩”，我还是忍不住经常问自己：
我是聪明人还是个笨蛋？
中国的医院是想更好地履行他们的职责的，但专业医院的稀少和病人众多的反差，使得他们压力重重，难以改变现状；科研的滞后，使得治疗水平难以长进；丰厚的利润，低成功率却几乎不受指责的现状使得他们几乎没有危机感和进取心；而从业人员的不规行为，更是影响了他们的声誉和加重了病人的痛苦。
真不知道这一切什么时候能改变？
肿瘤病人（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