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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之美竟可至此，我的心情也好得很，估计各方面的表现都很出色，没想到就这么着引起几个行程与我们相似，路上偶有互相照顾的姑娘的注意，回到上海便收到了信，我颇得意，以为这是标准的东边不亮西边亮的案例。
没想到信中掉出的玉照证明，看得中我的，并不是我看得中的。
我曾经以一瓶腐乳汁在莫干山上坚持了一个星期；曾经一掷千金，忍受仅一顿早饭就需花费枷元的抢劫式服务；也曾经呼朋引类，开了10来个房间，却空了一夜，倒把宾馆的棋牌室弄个客满；我曾经打50多个长途精心安排行程，为家人的舒适；也曾经在上海街头挥手打的……
一次又一次，逝去的是时间和金钱，但积淀下来的，是快乐。
现在想起来，我应该属于那种爱玩、会玩，让自己时刻感到快乐的人，即使我现在成了一个重病人，靠着进口麻醉药品的功效才能维持正常人的大致感觉，我还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让自己快乐。
如果我把每一分钟来自肉体的痛楚实实地写下来，有人可能光看一眼就会觉得厌世，尽管，其他的肿瘤病人觉得他们应该遵医嘱，苦着脸等着大限的到来，我依然追逐着自己的快乐，从这个湖跑到那个岛。
这种对快乐的追逐不见得有多高尚，但它使我拥有对抗病魔的力量。
中国人不知从何时起变得耻于谈及自己的快乐，好像快乐是世俗的、是平凡的，我们就不能明快地追求它，尽管我们人人内心都对它渴望。在我们身边，官员问过平民快乐吗？教师有问过学生快乐吗？上级问过下僚快乐吗？父母问过孩子，孩子问过父母吗？
没有，我们只问工作问学习问生产，问吃了吗？
中国人常常用另外一个来含糊地表达这些意思：幸
你幸福吗？祝你幸福！
幸福这个词我已不太敢用了，因为它需要对一个人的一生的荣辱得失进行检点方能有结论的。就如现在的我，纵使全世界的财富、美色、权力都归于我，我也不会幸福，因为，我只有几个月时间。
但快乐只是对一时、一地、一事的考量，有时来得很简单，如尿憋急了，及时找到一个厕所就是快乐。此生，我与幸福无缘，或者说我够不到幸福殿堂的门槛，那我就追求快乐吧。
买一个最好的咸鸭蛋，为早餐的粥，快乐；布置一个沙发，坐在上面可以写，可以吃，可以玩，快乐；早上5点就起床，7点钟再睡个还魂觉，快乐；甚至想到比众多好友亲人先走一步，有人送却不必送人，快乐。
我在重病房呆过，那里的病人个个气急败坏，家属个个紧锁眉头，其实真的不必这样，忧愁能治病吗？如果能，我现在就开始愁肠寸断。
我在生意场上呆过，那里的人也不快乐，想赢怕输；我也在机关里呆过，那里的人很多已不会大声地笑了；我在学校里呆过，发觉从校长到教师都有事情挂在心上，挥之不去，孩子们从一大堆功课中体会成人世界的不快，哪里会有人教孩子们去追逐快乐？
为什么？为什么这样？
难道都要到我这样的境地才知道咸鸭蛋里也有快乐？
我也曾是你们中的一员，我也曾有那么些剪不断，扔不了，做不完的事在手里，在心里，以致于我很少去想快乐在哪里，现在，我不了。
NO TV
2000年8月31日 天气：台风（弱）
继续昨日的话题吧。
今天依然没开空调，小女此刻正在弹琴，半个小时她又要上岗了。
我呢，也照例捧着Thinkpad开始一天的工作。
有个比喻是否恰当我自己也吃不准，我觉得我们的下一代看电视的劲头颇像80年代的美国黑人。
薯条、可乐、TV，美国人的失业救济金很好地保证了这三样东西的供应，于是，没有对前途的担忧，更没对未来的向往，管谁坐进白宫，投TV一票吧！所以，当年的美国黑人一睁开眼就打开电视。
而我们的下一代呢？他们也认为看着电视就会一天天长大，看电视的小时数比不上世界水平只是因为他们还不像美国黑人那样是“全脱产”的。
我们的孩子回到家，常常是书包没有落地，电视已经响了。孩子们几乎是不假思索地选择了电视，没有其他的玩法。
跟我们的童年不一样的是，或者跟成年人看电视不一样的是，我们的孩子们把电视排在了一切东西之前，只要有电视，不论内容、不论时间、不管频道，他们都看，而不会去想一下此刻是否有什么更重要的事等着他。
我曾经听到一群孩子管星期二下午叫“黑色星期二”，因为那天下午大部分电视台都调试设备，停播；我还曾经看到电视台采访刚走出高考考场的高中生，一个颇英俊的男生对着镜头说：
“我要看电视，我要看一个月，我很久没看电视了”，满脸傻气和与年龄不相称的稚气。
对这个现象，我们的社会和学者们都沉默，当年美国人用电视消弥了一个种族的仇恨，而我们所做的又是为何？
我现在的状况已无力作很尖锐的言论，只能提出这样的疑问，让后来者讨论和解决了。
电视改变了我们的下一代接受知识和资讯的方式和途径。
很多坐过日本的、香港的地铁的大陆人对那车厢里西装笔挺的白领们抱着连环画猛看的情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要着急，明天，我们的下一代也会这样做的。
日本的学者把他们称作：
“映像的一代”，我们从小看着各种文字长大的，图像的东西只在我们的信息量中占了很少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是“文字的一代”，而我们的孩子却是在五光十色的屏幕前长大的，他们敏于图像而讷于文字。
我看过女儿的漫画书，很用心地看，结果是不懂。
那是一部与电视剧同步推出的书，我在其中看到很多生造的中西合璧的东西，什么“小宇宙”、
“长生天四维空间”、擀面的技术叫“面道”，杀猪的活计叫“猪道”，还有生命能量、宝籍、攻略等等，俨然一个“物外世界”，但孩子们懂，他们已浸淫此道多年，熟能生巧—了。
当时，我在女儿的帮助下大致弄明白那些漫画的意思后，心中很是气愤，这种以日本人骨子里那种海盗的残忍、淫荡，和山民天生的狭隘、固执为内在精神蓝本编出来的东西对我们的孩子会有帮助吗？而众多生造出来的概念、道具、技艺，同时糟蹋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十℃科技，看着这些东西长大，他们中再出一两个玄乎的人怕是也不难。
我无意让孩子们远离“映画”，我们之所以是纯文字的一代很大的原因也是迫不得已，我们中很多人是在长大以后才第一次见到电视机。在传授知识，形成一个健全的知识结构和情感体系的时候，文字和图像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是，凡事都须有度，让“映画”过了头是很糟糕的一件事。
真担心笔墨相传的几千年中国文化在国际上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在国内却被“映画的一代”们断了香火，红楼梦、三国演义还可图像化，难道谁准备拍3000集《资治通鉴》，或者来—套《全唐诗漫画》？
我从事多年广告，深知儿童节目的操作．中国有几千个大大小小的电视台，在下午放学时分把几盘卡通片的播出带往机器里
塞了事，广告效益好的地区，多少能收点儿童产品的广告，一般地区，纯粹是打发时间，填空来着，而每天所需巨量的节目源又来自何处呢，中国只有少数电视台会自己制作儿童节日，其余的就是来自片商的赠送和台际交流，其中赠送占了大头。据说广告回报可能还不够制片商把片子译成中文的费用，但赠送者依然乐此不疲。
这算什么？我不想讲什么影响国际关系和中外电视界友好合作的话，我只想到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把孩子们的教材交给外国出版社了。
吸着氧，捱着暑热，写着这样的文字，激情地谈论着一个可能是见仁见智的庞大话题，我觉得自己越发地像唐吉诃德，但转念一想，有话好好说本就是我做不到的事，还是拿起手里的矛吧。
我的女儿是我的电视论的第一个听众，上述这些文字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