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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我们来不及做出反应。
我们隐隐觉得前景有些不妙。
第二天，侯队长派人来叫我们全体到工作队队部见面，鉴于昨天发生的事情，我们心里直犯嘀咕，不晓得侯队长接见是何用意，大家议论了一通还是去了。队部设在村中间的田家祠堂，走进大门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院里没人，祠堂的门关着，我们就等，等了一阵子仍没动静，雷觉便走上前去敲门，没有回应，好像祠堂里也没有人。也许是昨天的事使我对侯队长有成见，心中有些不悦，脱口说讲好了的事却不遵守，成何道理。雷觉说也许是有事。我说他有事咱们走，等没事了再找我们不迟，回去。大家都犹豫着，我又说句走，建越也跟了句走。正这时祠堂的门开了，侯队长和几个工作队员走出来，侯队长一脸的阴沉，锋利的目光在我们几个人脸上扫来扫去，厉声问：刚才说话的是哪一个？我们一愣，立刻明白是我的话有所冒犯，我朝他说句是我，我没向他道歉，因为从礼节上首先是他怠慢了我们，需道歉的是他，他不这样做，我也不会这样做。还是雷觉乖巧，赔笑说侯队长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侯队长冷冷说这不是对得起对不起的问题，这是态度，是立场！雷觉像被噎住似的张张嘴没说出话。这时只听侯队长又说：对革命有认识的留下，没认识的走人。说罢抬手向我一指：你，革命队伍不欢迎有你这样的人。大家非常惊讶，谁也没料到事情会出现这种局面，我沮丧极了，不是后悔自己说了那样的话，而是觉得眼前这个人太无理，太霸道，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污辱，长这么大，还从未当众受过这样的呵斥，就是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取调员”（审讯者）为了获取口供还装副客气模样，而这个人的轻蔑却是连装也不肯装一下，是这等的专横，如果革命人就是这一副德行，我断不去做。我抬头看他一眼，说如果你认为我冒犯了你，那是我个人的事，与他们几个无关，请你不要迁怒，再见了。说完拔腿便走，随后跟出来的有建越和贾开。
过了些时候，雷觉他们也回来了，雷觉先嗔怪了我几句，说我没必要这么认真，又说走后侯队长表示，如果你们能转变态度，他就可以改变决定。我问改变什么决定？雷觉说允许参加革命队伍。我说我不稀罕，贾开和建越也说不稀罕。雷觉劝慰道：既然他有这个态度，咱也不好多计较了，委曲求全吧。我觉得雷觉有些鬼迷心窍，再说什么也不管用，就不吱声。雷觉以为我同意了他的看法又说，侯队长让每人写一份自传，大家赶紧写吧，写完我一并交上去。我问什么自传？雷觉说当是家庭出身个人经历一类吧。安和问句：那么在伪满时期所任伪职讲是不讲？顺东说那是为地下工作做掩护，讲怕什么，不讲倒好像心里有鬼。安和说对，咱们正大光明。雷觉说我同意，既然要参加革命工作，就应该襟怀坦白无所保留才是。我说谁愿参加谁参加，谁愿写谁写，反正我不参加，我不写，建越和贾开也这么表示。雷觉现出犯难神情，叹口气说：事到如今不听侯队长的怕也不行了。我不由警惕起来，问为什么这样说？顺东接着说侯队长说不写自传就是阶级异己分子，要受到审查，审查不结束不准离开村子。贾开埋怨说这下可好，叫人家给扣起来了，想走也走不了了。建越说真他妈嗑瓜子嗑出臭虫来了。雷觉说审查干部是共产党的规矩，不光对咱，每个参加革命的人都不例外，我们的身份是抗日地工，没什么可担心的。雷觉的话对大家多少是个安慰，都不说话，然后分头回去写自传了。我虽然一肚子不情愿，可还是写了，因为不写无法脱身。我写得很简单，几行字：姜玉峰（化名楚向），民国十二年三月生于吉林×县，家庭出身农民，民国三十九年就读于长春医科大学，同时参加抗日学生秘密团体觉醒社，并投身抗日救国运动当中，三十三年被日伪政权逮捕，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后出狱。我就这样写。我没看别人的，也不用看，我们的情况大体一致。随后雷觉收去“自传”，呈给侯队长，回来雷觉的神情有些沮丧，吞吞吐吐说侯队长让大家再写一份材料，一一列清随身所带财物。大家愣住了，过会儿建越问他想干什么？贾开说怕是要“共”我们的产吧。顺东说不会，已经吸收我们参加革命工作，还会把我们当反动派对待？贾开说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共产主义、共产党都是共产两字嘛，不过“共”我也不怕，我一无所有，是无产阶级。建越哭丧着脸说我家被“共”过了，这回轮到我本人。建越的情况我知道，他家在东北的解放区，土改被划成地主，没收了所有财产，他爹不识时务与工作队的人讲理，说他雇了人种地也把地租给别人，不存在什么剥削，凡事公平合理，自己的家产是靠勤劳和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没收他的财产是强盗行径。土改工作队决定在斗争会上把他打死，可走漏风声让他逃了，到现在建越也不知道他爹的下落。安和说我身上有块金壳怀表，他们要就拿去。建越说上路前我把东西变卖买了一个元宝，一把金锁，我如实写上，要共就共了去，无所谓。雷觉说就如实写吧，我想怎么也不至于共到咱们头上。大家都不吭声了，当是明白侯队长叫做的事不做是不成的。我想不仅安和、建越身上带有金货，其他人也会有，人出远门总要有所准备的，兵荒马乱年月金银是硬通货，我自己就带了一副金手镯一副金耳坠和一枚钻石戒指，是临行前母亲给我的。我犹豫再三，最终只写了手镯和耳坠两样，把戒指从包里拿出来戴在手上，觉得这样就算是随身“佩物”而不是“财物”了。我所以把戒指瞒下（却不知是亮出）还有一个原因，它是母亲的家传，母亲一直很珍惜它，我希望以后能归还于母亲。就这样把清单交上去，侯队长又发下话来，说要革命须先革自己的命，都把所有财物上交。大家哑口无言，建越突然蹦出句为什么共产党对财物这么感兴趣呢？贾开闷闷地说，我倒担心要去财物还会要咱们的命。雷觉问为什么这么想？贾开说我也不知道，是突然这么想，停停又说我不参加这劳什子革命了，我要自由，我要去青岛。安和说我也放弃原先的想法，去青岛。听贾开和安和这么说，我松了口气，看着雷觉，希望他表态，可雷觉迟迟不说话，而后长叹一口气，说现在要能走我也会同意的，问题是我们已经走不了了。我问怎么回事，他说不交出财物侯队长不会放我们走。我说不让走也要走。雷觉说办不到，村四周已经布了岗哨。大家又吃了一惊，建越问布岗就是防我们逃跑？雷觉说不完全，还有村里的富户。建越冷笑一声，说侯队长一口一个欢迎，却是口是心非。安和自言自语：我们该怎么办呢？雷觉说只有把财物交上去。安和说交上去我们两手空空，还怎么去青岛？喝西北风？雷觉不说话了。看来安和说的确是个现实问题，大家开始苦思冥想，想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最终也没想出来，无奈只有按侯队长的口谕办了，大家把自己的财物拿了出来，向雷觉那里集中，这时我发现除雷觉外其余人手上都戴了个戒指，自然明白了大家的心思，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把财物交上去据说侯队长很高兴，说要和我们见个面，我们又来到那座祠堂，想都想不到，这回竟然还吃了闭门羹，院里没人，门关着，我们猜想工作队的人还在屋里，故伎重演想听我们再说什么话，于是都不敢乱说话了。无聊中有人看蚂蚁上树（院里有两棵柏树），有人看祠堂的屋檐房顶，有人望天。过了很久很久，大概有一个多钟头吧，工作队的人才露面了，不是从屋里出来，而是从大门拥进院子，侯队长笑笑，说让大家久等了，然后和我们每个人握手，握着握着脸上的笑突然不见，变得严厉，他站在祠堂的门前，两手抹着腰，说：我们共产党人光明磊落，明人不做暗事，刚才我们去你们的住处检查，没发现有藏匿下来的财物，很高兴的，可现在我知道高兴的早了，事实证明，你们并没有和革命一条心，还保留着一条资本主义的黑尾巴，这让我很失望，也很气愤，我不理解一个人怎么如此看重私有财产呢？这是不可以的，是和革命背道而驰的，大家明白我话的意思吗？我们明白，问题出在戒指上，侯队长在握手时发现我们的保留，于是大发雷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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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了姜先生的话，我们真的到市里“安营扎寨”了，在一家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