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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要休息，工作队队员也是侯队长的通信员小胡来找我们，传达侯队长的话，希望我们从明天起与工作队一起活动，去农户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尽管事情有些突然，我们尚未做思想准备，但侯队长的良好意愿是明确无疑的，这让我们无话可说。
我们六人分成三组，分别跟着工作队的人，我和雷觉在侯队长的小组里，还有与侯队长形影不离的小胡。雷觉显得很兴奋，私下对我说这样以实际工作者身份走进农民中间，比前几天那种蜻蜓点水式的社会调查要深入多了，一定会大有收获。我多少被雷觉的热情所感染，态度稍稍积极起来。
田村长是我们的向导，现在他的身份已由村长变为贫农团主席，由此可见他一直是共产党线上的人。我们还是叫他村长。田村长请示侯队长到哪些农户去，侯队长说当然要先去最穷的人家，他们是依靠的中坚力量。
接连跑了两家，“穷”的情况差不多，矮门破草房，到处堆着不值钱的杂物，大人孩子破衣烂衫，秋风已凉，小孩子仍光着屁股，赤脚在院里的鸡屎上奔来跑去，嘴里啃着刚从地里砍下来的苞米秆，见我们进来，男孩用好奇的眼神望着我们，女孩则害羞地奔到屋里躲起来。这时家里的大人就出来迎客，他们都认识侯队长和小胡，当然也认识本村的田村长。田村长就说侯队长和工作队的同志看你们来了，共产党替穷人做主，有什么苦都可以和工作队讲。接下来就是侯队长亲切询问家中情况，有几口人，有几亩地，租了谁的地种，交多少租金，给哪家财主当长工，工钱是多少。随着户主的回答，侯队长便显出很愤慨的模样，说剥削，很残酷的剥削啊！穷人世世代代当牛马，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根源就是被富人无情地剥削。又安慰说现在好了，要土改了，等打倒剥削你们的地主老财，就会有好日子过了。说过这些后便鼓励他们勇敢地站出来斗争，做革命的中坚。在侯队长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别人都不插嘴，只有雷觉在侯队长讲话间歇向户主询问一些情况，然后记在本子上。
接着我们来到第三户人家，这家的男人叫田有味，因名字挺怪，就记住他了。他不过四十岁年纪，已满头白发，看起来他家的日子还不及刚去的两家，一家六口住在一幢被隔成两半的破屋里，其中一间堆放着农具和柴草，几只小鸡正卧在那些柴草上，地上到处都是鸡屎。田有味和他老婆、两个闺女（一个两岁一个十岁）、两个儿子（一个四岁一个七岁）住在隔壁的另一间。屋里简直像个垃圾堆，墙被柴烟熏成黑色，顶棚上挂着一串串蛛网，地上到处是麦根，吃过的苞米秆子，破布和碎瓦片。他的大闺女正在炕上躺着，不停地咳嗽，吐血，田村长说这闺女得了肺结核，在炕上躺了一年多，眼看要死了。情况明摆着，家里其他人都挨着她睡觉，和她合用碗筷吃饭，呼吸着同样的空气。这是种什么样的空气呢，倒真如男主人怪怪的名字，有味，从我们走进他家开始，一阵难忍的恶臭味便扑鼻而来，地上散发着呛人的童尿的臊气，隔壁飘过来鸡屎的强烈臭味，烧麦根的余烬腾起一股股青烟，还有整个屋子弥漫着那个女孩从溃烂肺里呼出的腐败气味，这气味让我感到呼吸困难，一阵阵想呕吐。
侯队长把在前两家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这时田有味的老婆已把饭做好，我们目睹了这个女人做饭的全过程：将面倒进落满苍蝇的瓦盆里，手也不洗便和起面，不时抽出手抹一把流出来的鼻涕，擦也不擦又把手伸进面里，这么反反复复，就把她的鼻涕全都揉进面团里。做出来的饭是烂面条，盛到碗里苍蝇很快又落在上面，田有味一边挥手驱赶苍蝇，一边往我们手里递筷子。这些天饥一顿饱一顿，本想中午在老乡家好好吃一顿饭，可现在早已没有了食欲。我对侯队长说我要回去。侯队长问怎么回事？我不能说嫌脏，随口说没带饭钱。侯队长说这不要紧，让小胡也给你俩一块交小米票。听了侯队长的话，我就不好说别的了，端起碗强迫自己吃，面条本是饭食中最易下咽的，可我就是吞不下去，好像嗓子眼给卡住了。我敢说这是我一生吃的最不情愿的一顿饭，再看对面的侯队长和小胡，却像没事一般，吃的津津有味，一边吃还一边继续谈事情。我不由暗暗钦佩他们，觉得革命者确实与平常人不同。
刚吃下去面条，我的胃便翻搅起来，恶心，一阵阵想吐，我借口去解手奔出屋，一进茅厕便呕吐起来，喷溅般把刚吃进去的饭全吐出来。当我走出茅厕，发现侯队长站在院中，用一种责怪的眼神看着我，压低了声音说：要注意影响，这样会引起农民的反感，不利于我们的工作。我没说什么，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觉得像暴露了隐私般尴尬。侯队长又说一样的饭我们吃了没事，说明问题不在饭上，而在思想上。我仍然没吭声，却有些想不通，心想一个信奉唯物主义的革命者，怎么起作用的倒是唯心主义了呢。
我终是相信了侯队长的话，因为在后来的几天里，没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我对自己说，你要想做一个革命者，就必须改变自己对事物的惯常看法。
姜先生说田庄的土改迟迟没有进入实际斗争阶段，进展比邻村慢许多，主要是侯队长想把工作做深做细，他引用毛泽东“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话，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经过几天的访贫问苦，扩大贫农协会组织，群众初步被发动起来，有人要求立刻清算地主富农，分“胜利果实”，但侯队长仍然稳住，又开始做清理阶级阵线工作，将土改积极分子召集起来开会，让大家按照“土地法大纲”的准则对村里的富户进行排队评议，谁该划地主谁该划富农，本来是可以先斗后划的，谁富斗谁，斗了再说，很多地方都是这么进行的，可这样容易出偏差，斗了又发现斗错了或者过火了。可见侯队长的工作态度是认真负责的。
没有想到，我们几个人被吸收参加评议会，我们觉得很新鲜，想听听看看，特别是雷觉兴致更高。
评议开始很顺利，有几户地主很快被认定，还有几户富农，他们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想漏也漏不掉。只是有一个叫田宝安的人让大家不知如何是好，情况是他家有几十亩地，两头大牲口，五间大瓦房，是不折不扣的富户，但他没有雇工，包括长工和短工，田宝安有四个身强力壮的儿子，这四个儿子干了所有的农活。按照“土地法大纲”的条款，没有剥削行为一般不得划为地主和富农，可是在田庄要是连田宝安这样的人家都免于被斗，那贫雇农是想不通的，因为会减少他们能分到“胜利果实”的数额。这个问题确实费了大伙不少脑筋，想来想去，有人忽然想起田宝安在村外还有一座油坊屋，油坊不是全年开工，只在秋季下来花生时，替农户榨油，收取手工费，榨油的活也是田宝安的儿子干，在不榨油时让本村一个懒汉看屋，防人偷机器。大伙觉得既然有一个人替他看屋，这就是雇工，就是剥削，就可以划他为地主。
侯队长边听边点头，说既然有剥削，严重也好，不严重也好，性质是一样的。田宝安就被划了地主。这事让人觉得有些滑稽，滑稽的不是别人，而是田宝安，他似乎有先见之明，知道以后有一天会以剥削划成分，所以就坚持不雇人，让自己的儿子当牛马，结果偏偏在油坊这档子事上疏忽了，结果就栽在这上面。
之后大伙的争议便集中在几个特殊人物身上，说特殊是因为有些户并不富有却有剥削行为。通过工作队多天的宣传教育，贫雇农们混沌初开，知道了世界上有“剥削”这回事，懂得了剥削最可恶，自己所以世世辈辈受穷正是由于受到富人的剥削，因此在评议时大伙对“剥削”这个字眼特别敏感，常常在这上面发生争吵。
村里有一个姓田的铁匠，论家境顶多划中农，可他家的日子全靠他的铁匠手艺维持，走村串户，在街上支起铁匠炉，给农户打造修理农具挣钱。有人认为他是剥削者，有人认为不是。
一个穿戴很整齐的妇女（据说是村里有名的风流寡妇）说：他应该算富农，他打铁每年挣不少钱，而且活儿又不好，去年他骗了我，要去了那么多钱，可是没给我打出好家什，还尽使些赖铁，没锄半亩地锄脖就断下来，再找他修，又要去一份钱，他剥削我。
一个灰胡子老头说道：他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