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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厂发现尚未恢复生产，证明姜先生未改变停厂的决定，仓库里腐烂的水果还未清除，臭气冲天。工人三三两两在厂内厂外蹈跶观望，是等待出工，还是等拿欠薪，不得而知。只是由于公安缉拿了闹事者，他们已不敢采取过激行动。厂子和人都半死不活，一个好端端的厂落到这步田地，真让人不胜感慨。
在办公室没见到姜先生，万询问，万虎说没准是到厂外解手去了。这事要解释的是：厂里不是没有厕所，是姜先生不习惯当着众多“便友”的面蹲大茅坑，就舍近取远到厂外野地里方便，据说外国游客来中国最打怵的是上厕所，来办厂的姜先生也是如此。
姜先生方便回来，天渐渐暗下来，他见我回来微微吃惊，却没说什么，他问万虎饭怎么样了？万虎说王会计（他老婆）已做好。姜先生便对我说先吃饭，有什么话吃了饭再说。听他这么说我也便明白，他对我的“打道回府”的用意是心知肚明的。
刚出门，万擎着手机急急地奔来，挡住说：别，别，今晚有安排。姜先生问什么安排？万说刚才接杨镇长电话，说今晚他请客，让咱们六点前赶到镇上。都怔了一下，也包括姜先生，停停他问万：他为什么请？万吞吞吐吐。姜先生又问：你答应他了？万说是。姜先生生硬地说：谁答应了谁去，我是不去的。万急了，说：姜叔叔不中啊，镇长主要请你，你不去咋行呢？姜先生说怎么不行，这事还兴强迫？万惶惶地，求救似的看着我，我心想镇长请客的用意是不言自明的，是冲着那封举报信。我回忆着那本我看过的“黑账”，印象是杨所得的数额不大，可……我问万：镇长以前请过饭吗？万摇摇头。我再问：这次他请饭的说法是什么？万说杨镇长说一是对咱们厂为振兴本镇经济所发挥的作用表示感谢，二是对前几天厂子发生的不幸事件表示慰问。姜先生哼了一声说：真是冠冕堂皇啊，他要感谢慰问，早干什么去了，厂子倒了他来这一套。我相信姜先生言之有理，可也觉得饭必须去吃，我说这事也不好太计较，他现在认识到也很好，还是去吧，不去不好。姜先生说没什么好不好的，他怀的什么鬼胎我还不清楚？我说这样更应该去了，听听他当面说什么。姜先生说我不要听。看来姜先生是铁了心，不会回转，便转向万讲：要不你向镇长解释一下，就说姜先生身体不适，改日……万打断说：这万万不可，镇长一听就知道是托词，是驳他的面子。姜先生说我就是要驳他的面子，他能怎么样？说毕独自向食堂走去，我没吱声，在心里思量姜先生是过于意气用事了，也没把事情想周全，你把厂子一关，拍拍屁股回美国了，可万怎么办，他还在这里，人家还不是想怎么捏巴就怎么捏巴？我看看万，万也正看着我，他哀求说：韦主席你帮帮忙，姜叔不去，你就去一趟吧。我万没想到他会提这种要求，须知这是不可以的，人家请的是姜先生，姜先生要去，我陪同未尝不可，姜先生不去，把我顶上，这成什么体统。我想万不会不懂这个，只是急了眼，才这么乱来。我把我的意思讲给他听，他说没关系，镇长一开始就说是请姜叔和韦主席。我不相信，问杨知道我？万赶紧说知道知道，还晓得你和姜先生是非常好的朋友。我心想这怎么可能呢？我和杨没见过面，也没有共同的熟人，他怎么会知道我？当然我也清楚万不会在这事上说谎，他不是那种人。如果说杨真是知道我，那就是为了摆平事情他下足了功夫，事先摸清了姜先生的“关系网”，于是我便成了网中鱼。我想即便如此，我也不可以代替姜先生去赴他的“鸿门宴”。我对万说：既然杨镇长说知道我，那我就在电话上跟他说说，万犹豫了一下，后拿出手机拨号，又交到我手里，不待我讲话，耳机里传来干涩的一吼：你个老万，讲好六点咋这么早就到了，真不懂事！我说我不是老万，我姓韦。顿了顿对方“噢”了一声，接着改腔说是韦主席啊，您好您好，我是小杨啊。他这一说，倒印证的确是知道我。我说杨镇长你好。他不等我说下去，立刻接话：韦主席，久闻大名，你能来我们长庄，真是太好了，太好了，我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呢，今晚一定好好向您请教，你们已经到了饭店吗？太好了，太好了，我马上过去。我不想与他多说闲话，直奔主题，说姜先生身体欠佳，今晚无法赴宴，他让我说明情况并表示歉意。杨再次变声：是吗？是吗？旋即一转说：老话官不催病人，不好勉强，那就等老人家身体康复再请，今晚就单请韦主席你，听说韦主席和社长（老弟）很熟，我立即打电话让他来作陪，我的事一个电话就到。说罢挂机了。那一刹，一向愚笨的我不知怎么突然灵机一动，掏出手机就给“老弟”拨号，还真的让我抢了先。“老弟”听出是我，说今晚没事，想拉你出去吃饭，往你房间打电话没人接，打手机又打不通，你在哪儿，我去接你。我简要说我在长庄，这里的镇长要请饭，他说让你过来一块……“老弟”打断说可以呀，我立刻赶过去。我说你不要来，也不要答应他。“老弟”问：为什么要这样？他要请就叫他请嘛。我说一句两句说不清，以后再谈，拜托。就挂了。之后我和万都不讲话，像在等待闪电之后的雷声，大约过了一两分钟时间，“雷”声终于响了，手机在万手里像捧了个烫手的山芋，连忙递给我，一听正是杨。他说：韦主席真不巧，社长有事出不来，那就不管他了，咱们……我打断他说：那就改日吧杨镇长，由我来联络社长，我正有事找他，就借你的酒……杨听了哑然一笑，说那只好这样了，以后再联系吧。挂了。
事情总算对挡过去。
晚上和姜先生聊天，我没像往常那样向他追问历史故事，而是谈论眼前的现实，我对他说举报在做法上欠妥。他说怎么欠妥，全都是事实啊。我说问题不在于是不是事实，而是不合规则。他问什么规则？我说大凡办厂经营，总需要有“润滑”，给相关人一些好处，这是不成文的规则，是算不上秘密的秘密，但这种事不能说出去，要守口如瓶，即使当事人事发，也要尽可能地替他掩盖，让他不担或少担干系。而我们现在的做法恰恰相反，不等有人调查，自己先把底兜出来，这样以后就没人敢和我们往来，也就寸步难行了。姜先生叹了口气说：这些事我也不是一点不晓得，花钱我也不心疼，可他们太气人了，让人忍无可忍，所以我得教训他们一下，让他们知道做坏事要遭报应。我说事是这么个理，但这样负面作用太大。姜先生说不怕，反正厂子也不办了，别说断电就是断水断空气也无所谓了。我说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这一晚，我试图能说服姜先生放弃正在做的这件事，可没有成功，他执意要把事情做到底。他说还要再发一封信，要是再扣留就直接去北京。我一向觉得自己是个认死理的人。姜先生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刚上床躺下意外接到“小舅子”的电话，说意外是因为自那天他与我共讲“双赢”后再没音信，我想也可能是他已经知晓求他的事已得到解决，不会有票子可点。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与我联络，甘心做无用功？“小舅子”依然快人快语，不待寒暄张口就说韦老师明天中午请你吃饭，姜先生和万总也一起。我一下子觉得事情颇为有趣，前几日为了解决断电问题我们到处请人吃饭，现在却倒过来，不断有人邀请，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我问“小舅子”谁请？你？他说不是，是姐夫。我更不解，问：你那副局长姐夫？他说对，我就一个姐夫。又问：你们在哪里？姐夫说明天派车去接。我说不用不用。他说你们有车就直接去上回那家海鲜鲍翅酒楼。我说明天我有安排，不能去赴宴，替我谢谢你姐夫了。“小舅子”有些急，说韦老师千万别推辞，请不到你姐夫那里不好交待。我问：你姐夫有事么？他说就是那位姜老华侨举报的事，现在传得沸沸扬扬，说要倒大批干部，弄不好连窝端。我说有这么严重吗？他说当然了，一“涉外”事就大了。我问：你姐夫……他说我姐夫倒没事，没上你们的黑名单，他是受人之托。我“哦”了一声，心里仍疑惑不解，就算“黑名单”（“小舅子”的说法）牵扯到许多人，但他们从厂里得到的好处有限，并不严重的事情怎么就让他们如此紧张？我说你回去对你姐夫讲，让他转告相关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不要过于担心。“小舅子”说韦老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