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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1日很冷
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回到玉溪一中。你穿着那件红色的毛衣，很专心地听老师讲课，动作带点夸张，像小学生上课那种——腰杆挺直，双手放在课桌上，眼睛平视黑板。具体讲的哪门课我没搞清楚，其他同学的脸也很模糊，自始至终只有你那件红毛衣格外显眼。我趴在教室外面的窗子上，像只猴子，眼睛盯着专心听课的你。看着看着，你的红毛衣化为一片混沌，我于是惊醒过来。
在上课的路上，我对小马讲了这个梦。他只会“呵呵”地傻笑，这年月，谁还关心别人梦见什么，说出来只会让众人笑话。我甚至可以怀疑，就算讲给你听你也同样是“呵呵”地傻笑。
1999年12月2日仍然冷
我不断地劝自己，安静些，既然出来读书，就要适应外面的一切。我累了，我抱怨种种不习惯，但一切的一切没有因为我而产生丝毫的改变。我觉得我像个泼妇，站在交大的林阴路上骂着，希望它降一份喜悦。但是喜悦没有降下来，连鸟屎也没有坠一泡下来。
我知道自己并没有失败，而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开始一段精彩的大学生活。精彩吗？哦，有些奢求了，充实的就行。谁告诉我？谁告诉我？
1999年12月6日不是很冷
今天玲玲姐姐从深圳寄来一封信，给我指了些生活学习的方向。我觉得信里的一句话比较有道理：如果你觉得有些事想在大学里完成的话，最好现在就做起来，每天给它一点点时间，不知不觉就会完成心愿的。听口气，玲玲姐姐似乎留了些遗憾在大学里，所以才这样劝我。但我觉得这话有道理，读着读着这封信，感到有股力量从丹田涌上来。后来在计算机中心的马桶上，我下了决心，要去图书馆看很多很多的书，考最好的英语和计算机证书。想着想着就露出野心勃勃的笑容，然后放了一个屁，臭得旁边的老兄直咳嗽。从机房出来的时候
，我像变了一个人，感觉双手不再是抓着空气，而是攥着命运的咽喉。
还有一个月就是期末，现在是动手的时候了。那些惶恐、忧虑、踌躇应该通通扔进垃圾筒。对了，那个叫小马的好像挺用功的样子，明天和他套套近乎，一起去自修，顺便问两个高数问题。至于英语方面嘛，背单词我是不怕的，只是以前逃课太多，不知道老师会不会小心眼给我开红灯。
今天是我大学生活的真正开始，等以后名垂千古或是遗臭万年，后人整理我的遗物，一定会惊呼：哦，原来是一封信改变了他的命运，悬啊，玄啊。
1999年12月10日奇冷
又收到你的一封信，得知你近况不错。别泄气，继续努力，巧克力还是有的，玫瑰也有的，尽管不出自我手。
你问我会不会想起你，我会的。经常在夜里，我站在阳台上抽烟，回忆着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我不敢用如诗的岁月来形容它们，是因为这样的形容过于自私，你未必赞同。明天将会是怎样，谁也不知道。更何况，我俩的明天早就分开来讨论了。常常想着那么一
天，当你站在面前，而我已经分不出，这张是谁的脸。从那天开始，我们被深渊隔断了。我总想去搭座桥，但搭好了又如何呢，你不愿走过来，我不愿走过去。隔着深渊，我们平行向前。彼此看得见，却又摸不到一点点。就这样，走着走着，有一天某人累了，就会静静地倒下。另一个人依旧默默地走，可惜彼岸只剩下一片旷野。
从来没想到今生会遇到你，你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曾经牵动着我的日思夜想。而一转眼，你却划向了相异次元空间。
1999年12月20日奇冷
高数还是很难，难得离谱。考试一天天临近了，我像被国军逮捕的地下工作者，等候行刑的到来。别了，祖国；别了，家乡；别了，亲友们。我会依照狐死归首丘的传统，面向南方走进高数考场。
昨天收到李成的来信，说他奶奶病了。我最近经济也很紧张，但犹豫了整个晚上，今天还是从回家的路费中挤出一百元寄给他。我知道现在看病很贵，一百元还不够走出急诊室
。希望李成能理解到，我还是个单纯的消费者，不具有赚钱的能力。也希望李成的奶奶早日康复！
2000年1月20日晴
今天和榔头一起吃晚饭，商量明天上火车的具体事宜。
真是混过了毫无建树的半年！但一想到回家，所有的不快可以通通埋进书柜，下学期再来料理吧。
家，我回来了！
这时，有个人影过来整理车厢——那悍妇。她先把窗帘拉紧，帘子边折在窗棱下；又帮我们收拾方桌上七七八八的杯子；然后把凌乱的鞋子排齐。也许怕吵到旅客的好梦，这一切她做得很轻。整理完的时候，她有些累了，用手背顶住身子直了直腰。那一刻，我觉得面前的这个人蛮可爱，并不是想象中的魔鬼。
第七章：回家
不怕一万，只怕“一百”
“差不多了吧。”榔头看着我，无奈地问。
我瞅了一眼堆满食物的小推车，不知怎么回答才好。踟躇了半天，我提议：“要不，再走走。”远处飘来烤鸡的清香，极大地消耗了我的理性，看到烤鸡之前，我的脚根本不听自己使唤。
夜里要上火车了，我和榔头来超市购买些食物饮料什么的。从上海到昆明，若乘坐K181次列车，全程五十六个钟头，号称苦海无边。这种恐惧使我们幻想着用大量的饮食来填补旅途的空虚。再说，这是第一次回家，于情于理都应该准备充分些，偏偏又是两个馋嘴碰到一起，一边夸大着旅途的难度系数，一边没命地往购物车里扔东西。牛奶以公升计，牛肉称了一公斤，鸡鸭都买整只，外加水果，已把小车子塞得满满。榔头又说这两天嘴苦，想吃点酸的，我想他是内分泌失调了，于是帮他拿了一打话梅。
走向结账台的时候，榔头冷不丁问我：“带钱没有？”
“没有，换了一条裤子。”
“换什么？”
“换裤子，两小时之前的事。”
榔头的瞳孔顿时放大好几倍。“那怎么办？我忘带钱了，我原先以为，你裤兜里有大把大把的钞票。”
唉——搞半天是饥民来哄抢超市了。
我紧张地四下里望望，生怕刚才的对话被别人偷听，把我俩送进巡捕房。
“那咋办？”确定四周没人，我小声地问。
“摸摸零钱看看，有多少买多少吧。”榔头善于随机应变。
我俩使劲地摸，把裤兜的白布翻出来摸，草纸和烟丝掉了一地，最后只凑起五块六毛钱，还有八毛的菜票，买只烤鸡还要倒贴只左手进去，人家又未必要你的左手。怎么办？
“要不，你等着，我回学校一趟。”我习惯承受痛苦。
“好！”榔头一口答应，抓抓耳朵，马上又问，“为什么要我等？你等，我回去。”
“你等！”
“你等，我拿！”
“谁去都一样，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两个人争执起来。旁边的人断章取义，以为我们准备抢劫超市，正在分工，于是交头接耳地走开了。保安也被吸引过来，只是不敢靠前，在一丈开外踱步。
“好了，好了，不要争了。”说着，我蹲下身子解鞋带。保安误以为我想引爆炸药，下意识地把手举到脸前。脱了右鞋，我从鞋垫下抽出一张百元大钞。
榔头露出一脸的惊喜：“你还真够龌龊，把钱揣在鞋里。”
我得意地抖着钞票，臭气一点点散开。“这是离家前妈妈帮我放的。她说出门在外力求保险，有张钞票总能救救急什么的。都放半年多了，你看，要不是赶火车，我也不会让它重见天日的。”
“大人考虑得是周全。”榔头夸了我母亲一句，推起小车走向结算台。
结算的小姐很热情。
我说：“对不起，钱有点湿。”
她说：“没关系，人身上总会出汗的。验验真伪就行。”但她刚举起钱，眉头就皱紧了，几次想回头问我，真的是汗弄湿的么，眨了几下眼皮，又没问，怕问过以后拿都不敢再拿。于是，她用一只手捏住鼻子，一只手把钞票抖开看，就像欣赏用过的便纸，眼神充满了委屈。
当时，我很想给她一段表白，以澄清真相：第一，这是真钱，不用验了；第二，这是汗打湿的，然而非上半身之汗也；第三，我们碰到了特殊情况，不得已而为之。
怀着一肚子愧疚，我和榔头蹑手蹑脚地离开了。边走边听见身后的收款员对同事说：“帮忙看一下，我去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