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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敬，文化越多同样应当意味着越少暴力。我们文化的失败在于对个人要求甚少，在于不了解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不了解不仅有不可让渡的权利，也有不可让渡的义务。我们的文明提供了足够的舒适，却极少要求报答。我们的教育本质上是“赞成”
（ｙｅｓ）式的教育，很少培养对自己说“不”的艺术。最重要的崇拜对象是祭坛，然而祭坛正在受到破坏。
做人的摇摆性
做人是一种最不稳定的状态。 它不是一种本质，而是一种临在，是荒野里的小声呼唤。 人的内在听力很差，但他有着敏锐而贪婪的眼睛。 他所表现出的力量，超出他所以成为他的力量，这使他感到茫然失措。 他有追求铺张、奢侈和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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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的能力。他的力量是爆炸性的。人的存在是不受限制的，而做人却要受到限制。 人的处境的特点是人具有人的存在和做人两个极端。做人就是把人的存在加于人的本性上。它要求抵制诱惑，在面对挫折时有力量，要求拒绝服从眼前的满足。 它能被轻易抛弃从而证明这一忏悔：我没有人性，而一切有人性的事物和我格格不入。我们中间有一股动力，它反对凭着良心谋求与命令一致的实存。 蒙恩意识先是受到削弱，然后被傲慢和对财产与权力的追求所消除。 所有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都被归结为唯一的一种形式：一些人支配其他人，另一些人受其他人支配。人可以是傲慢的、冷漠的、残忍的、不愿开放的、闭目塞听而且拒绝接受意见的。 甚至连神的形象也可以被改变成撒旦的形象。虽然在要求做人与追求成为动物两者之间存在着内部张力，但两者中任何一个都绝难实现。 人类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他不会退到动物性上。倒退到野兽的人成了人的对立面，即一个特殊的物种。 人类的对立面不是动物，而是恶魔一般的人。创造并没有消除荒谬和虚无。到处都可以看到深黑一团，充满荒谬的深渊近在咫尺。 脚下的路不只一条，我们被迫自由——我们违反自己的意志而自由——并敢于去选择，几乎不知道如何选择和为什么要选择。 我们的失败像镁光灯一样沿途闪烁，正确的东西却隐藏在暗处。 在整个存在的领域里我们是少数，凭着适应的才能，我们经常绞尽脑汁加入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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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自己的自然界，我们是少数；在烦恼和情绪昂扬的搏斗中，我们羡慕的是动物。 我们的行动表明，似乎动物王国是我们失去的天堂，我们正努力回到那里，去寻找片刻的欢乐，相信幸福就在动物状态中。我们一直渴求着和动物一样，我们像染上怀旧病一般景仰我们身上的动物性。 按照一位现代科学家的意见：“当人不再用四肢行走，而采取直立姿势使自己脱离了动物界的时候，人的最大悲剧便发生了。 假如继续用四肢走路，假如兔子学会了直立行走，那么许多世界性灾难将不再存在。”
人既与有机界的其它部分相联系，也与上帝精神的永恒流溢相联系。 作为存在领域中的少数，人处在上帝和野兽之间的某一点上。 人不能孤立地生活，他必须同二者当中的任何一个建立联系。亚当和野兽都曾受到过上帝的祝福，但是，人还担负着征服地球和统治野兽的责任。 人经常要在听上帝的话还是听蛇的话之间作出选择。 羡慕动物，崇拜图腾，受图腾的支配，往往比听上帝的话更容易些。我们的实存在兽性和神性之间摇摆，在高于人性和次于人性的事物之间摇摆：下面是幻灭、悲观；上面是大门敞开的圣库，在这里，我们贮存了用虔诚和灵性（即我们垂死的生命的不朽遗留物）铸成的银币。 我们总是处在死亡的过程中，但我们也与上帝同时存在。人“比上帝低一点”
（《诗篇》８∶５）
，但比野兽要稍高一点。他像钟摆一样，在引力与惯性的共同作用下来回摇摆，在自私自利的引力与神圣事物（即上帝对血肉之躯的罪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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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洞察）的惯性共同作用下摇摆。 如果我们不愿接受这种洞察，我们就不能理解我们的实存有什么意义。 然而，我们只有对引人注目的和肤浅的事物时刻警戒并具有抵抗能力，才能在由人的愚蠢、虚伪、仇恨和怨毒构成的可怕的黑暗中领会神的洞见。因为人有强大的力量，所以他可能是一切存在中最邪恶的存在。 他时常渴望做出残酷的事情，而只有对上帝的恐惧才能减少这种狂热；人经常想窒息歆羡之情，而只有完全的圣洁（ｈｏｌｉｎｅｓ）才能公开表达这种歆羡之情。如果人不高过人类，那他就会低于人类。 人只是动物与神性之间一个短暂而仓促的阶段。 人处于不停的摇摆和升降的状态。 不偏不倚的人性根本不存在。 不受约束的人还没有出现。人不仅仅是他自己所看到的样子。 就他的理性来说，他可能是受限制的；就其意志来说，他可能是邪恶的。但是，人处在同上帝联系之中，他可能背叛上帝，但又不能切断与上帝的联系——而这构成他生活的根本意义。 人是天与地彼此联系交错的一个纽结。①
人对自己来说是一个难题，这表明他受到挑战。 摆脱危难的唯一出路是认识到他的悲惨命运是一个任务，而不是为受苦而受苦。 我们既受到挑战，也受到邀请——对我们所面
①参看我几年前所著的《人不孤独》，第２１０页。 ——原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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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问题作出响应。
在尘世受到挑战
孤立的自我、“一般意识”与人类本性，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指的是不受理智和社会因素影响的自发而自足的行为。除非我们正确地认识使人成为人的力量即对自我的最高召唤，我们才能理解自我的病态。 比如，厌倦就是自我意识的一种病态，是不能认识那最重要的召唤的结果。 失望并非由于失败，而是由于不能认真地亲自聆听我们面临的挑战。我们应当如何解释人的心灵深处的这种召唤呢？何以会发生对超越纯粹存在的命令的关切？这似乎是由于：人在其实存中就同他自己所没有意识到的承诺有关。 这种承诺既不存在于他的记忆中，也不存在于他的潜意识中，然而却在实存中起作用，并神秘地出现于实存中。的确，人有能力加强一种驱力，使其压倒其它驱力，以此来取消挑战。 这种做法经常受到某种思想体系的辩护和欢迎，它无非是把某一特殊驱力偶像化。 然而，和一切偶像一样，它最终也被抛弃了。 历史就是一连串的崇拜偶像和毁坏偶像的事件。人的危机是由于他不接受这种挑战，或者即使接受了，也不承认这是他全部实存的主要难题。世界既是任务，也是难题。 我们发现意义是由于发现难题就是任务，是由于我们培养出了如何意识到我们在这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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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中所起作用的艺术，是由于我们发现世界既是希望也是难题。意义迂回巧妙地进入我们的实存。我们既不能抓住它，也不能征服它，我们只能让自己被包含于意义之中。人的生存不仅仅是存在于此时此地，不仅仅是存在于周围，不仅仅是一个事实；它是处在两难境地，是被盘诘，被要求作出回答。 人并非不被理睬。和其它一切存在物的存在不同，人在自己受到揭露，受到挑战，受到审判，被人遇见时认识到自己。 做人就是做一个难题。 怀疑、搏斗、探求、徘徊，是自寻烦恼的病态吗？
如果取消挑战、搏斗，人就会丧失人性。 受到挑战并不是人为的，不是一种态度、一种意识；它是人存在的根本方式。挑战临到了我。 问题逼到我头上。 我似乎无法超越我的实存。 然而，正是问题超出我的理解力，使我惴惴不安。 问题从何而来？难道做人的结构具有一种自寻烦恼和自我诘问的内在倾向吗？
把意识到面临挑战当作一种神话，这本身就是神话。 人的头脑能够创造神话。 但是头脑本身是神话吗？
人的生存就是在尘世受到挑战，而不仅仅是存在于世。世界将它自身施加于我，我无路可逃。 人不断被暴露在世界面前，面临世界的挑战，感知并理解世界。 他不可能逃避世界。世界似乎与人纠缠在一起，与人休戚相关。儿童意识到的第一个思想就是受到召唤，被要求以某种方式响应或行动。正是在对他面临的要求作出反应的行动中，儿童开始发现自己既是社会的一部分，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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