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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感激和爱，可见了面，却总是淡淡一笑。我们从小就缺乏自然大方地去表达感情的训练，这真是人生的缺憾。现在许多年轻的父母在弥补这样的缺憾，他们用一种更人性化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孩子，同时也满足自己成长过程中不曾充分释放的情感表达。可是，传统的力量是那么强大，当孩子渐渐长成，这样的表达又不知不觉地少了。孩子在众人面前会快快地挣脱你的怀抱，因为在中国传统中，表达情感几乎就意味着脆弱，意味着不够成熟不够自立——这是多么的荒唐呀！一位女作家说：〃我一有机会就对儿子说'我爱你'，儿子小时候答得流畅而自然，我听了就像吃了蜜一般。现在儿子是个小小少年了，比我高了，人多的时候，他只轻轻地点头，那意思是'我知道了'，人稍少一点，他才会悄声说'我也爱你'。我不知道再过三年五年，或者到他娶了媳妇，这样的话我是否还能偶尔听到。〃我估计，没有三代五代，中国人很难在这方面有重大突破。
话说到了南极，整个乔治王岛八个考察站，只有中国和韩国是东方文化浸淫的国度，而韩国由于美国大兵呆的时间长，大约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就看多了西方的礼节。所以，整个岛流行的是欧美礼节，其中最为基本的就是拥抱和亲吻〃腮帮子〃了。中国队员比较拘谨，女队员从不主动上前吻别人，男队员被〃外国女同志〃吻了，还会有点儿羞涩，然后在一旁偷着乐。但两个月下来，我们耳濡目染，都接受了这样的礼节，加上南极条件特殊，人见了人都十分兴奋，人人都被改造得有点儿西方化了。
回国不几天，几位好朋友要为我接风。原本说好了我可以晚到一些，可是由于我见老朋友的心太切，所以到达时，只有〃梁哥〃在，我与他握手并拥抱他，突然发现他的回应不尽敏捷。我忽然想到，这不是南极那个国际社会了，这儿不兴拥抱。待到那几位很久不见的美丽的女记者陆续到达时，我已没有勇气行拥吻之礼了——多年来惟一的一次拥吻她们的机会，就这样〃痛失〃了！2001年3月底，两位战友从南极返回北京，我们见面时，十分热烈地握手，不一会儿，可爱的小博士周小妹幽幽地叹到：咳，现在也不拥抱了！说得我们这几个大男人惭愧不已——只是已无法挽回了。
第二个后遗症，是对青菜水果的无法控制的〃贪婪〃。在长城站，最苦就是没有青菜水果。这让我们十分难以适应。尽管大家都带了各种维生素片，但还是在不同程度上患了口角溃疡。有一天站上给每人分了两个小小的猕猴桃，著名哲学家周教授吃了一个，另一个就小心地带回屋子，要在另一天享用。不但绿色的食物罕见，就连绿色的视觉享受也没有。当2月8日我们离开南极返回时，第一件大快朵颐的事，就是看到成片的绿树，我们在车上惊呼一片，纷纷把头伸出车窗，大饱眼福。当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林先生家放开肚子吃青菜时，那种满足真是无以言表。回到北京的第一顿饭，是与我的太太及两位挚友——磊哥、颖明一起吃的，我几乎包揽了所有的青菜，连垫在主菜下的生菜叶，也被我一片不落地一扫而光。这样的格局足足持续了一个多月。至今，我还不能容忍对绿色食品的浪费。3月底，我又多次给杨东平先生打电话，强烈要求参加〃自然之友〃的自费植树活动。绿色本是我自幼生长的环境，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视绿色为生命之源。
第三个后遗症，就是在所有快乐的时光里，会猛然想起南极的岁月，想起南极的艰苦与寂寞，想起还在那儿坚守岗位的战友们，而且每次想起心中就有泪，无法抑制。4月5日，我改定了一篇《我的战友》，写完之际，望着窗外的车水马龙，灯红酒绿，泪水再一次无声地滑落——不是我太多情太脆弱，只因为我经历了那一切，我对他们无法不牵肠挂肚。对于我来说，那儿的战友已不是单个个体，而是一个群落，一种象征，一种令我感动的精神。陈立奇先生说，这就是〃南极情结〃。拥有这样的情结，是一生的幸运。
第四个后遗症，就是淡薄了以往重视的许多生活内容。我觉得，从今往后，一切打击都不能伤到我的内心，一切无聊的谣言都不能让我激愤，一切名利都不会让我得意忘形，一切纠葛都不会让我觉得无法释怀，一切靠权力支撑的权威都会让我觉得可笑，一切缺乏公益心的人都不会得到我的尊重。我更加坚定我过去十多年所坚持的东西：相信善，相信美，相信爱，相信善恶有报，相信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相信每一个追求的过程都是美丽的，相信一切善良都是美好的，相信发自内心的真诚终是会打动人的，相信自然是不可战胜的，相信〃天道有衡〃，相信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相信一切努力终将获得回报，相信很多东西比金钱重要。
南极之行已经结束了，可我心中的南极之行却永远没有结束。我永远行走在南极的冰天雪地中，行走在由企鹅、海豹及鸥鸟们构成的世界里。那个没有名利纷争的世界，永远是我的梦中向往之地。
所以，我愿意永远患着〃南极后遗症〃。
饭 碗
尽管乔治王岛上常常一夜暴风雪不停，但我大多睡得很踏实，除了为可爱而无助的企鹅忧虑外，我对来自自然界的力量还是能够泰然处之的。在山村里生活了近二十年，打小就上山砍柴、下河捉鱼，使得我对大自然有天然的亲近感。但对人类社会的人心叵测，我则屡屡有恐惧之心。2000年末的一个夜晚，一个熟悉的梦又让我无法安睡，因为这梦已侵扰我多年了。
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非常奇怪的是，近三十年来，先后有两种梦各自惊扰了我多年，使我觉得梦是一种征兆。
少年时期最常做的一个梦，是自己从云端踩空，一直往下跌落，这个跌落的过程十分漫长，因此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去感受恐惧。不论我怎么惊叫，也没有人能救我，不论我怎么伸手，也抓不到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梦醒时分，往往一身大汗，惊恐万状。这个梦常常出现在我体弱的时候，往往接下来就是一场病。记忆中，只有两次结局稍好，一次是从梦中吓醒时，父亲在一旁拥着我的肩膀安慰我，说有他在，不用怕。一次是母亲在用毛巾给我擦汗，眼中充满忧虑。
这样的梦境在很多电影里也看到过，尤其是一些动画片。由此可以推论，许多导演有过类似的梦，而据我作过一个小小的查证，朋友圈内，没做过此类梦的很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梦可能大多数人都有过，甚至可能与人类早期的某些困境相关。也许是远古时代先民从高高的山崖上、大树上坠落的无数次痛苦经历在千百万年间的不断重复与回放。所以今天想来，少年时代折磨我那么多次的相同的梦，只不过是先人对我的一次又一次亲昵的抚摸。
但我的另一个梦却不是这样。这个梦一直无法说，更无法向别人求证什么。梦境是那么不堪，让我一想起就恶心——急着上厕所，厕所却脏得无法落脚，不论怎样都避不过那些污秽，但又别无选择。这样的梦每年都得做几次，每次都令我十分痛苦。直到1998年，一位友人才为我解了梦：喻示一个人身处于污浊的环境中，被不良之人包围着，动辄得咎，无法躲避。当时的状况的确如其所说，后来我下决心改变了环境，这个梦大约有近一年不再出现，我窃喜不已，以为从此不再受噩梦之苦。哪料到2000年末又频频出现那样的梦境，令我十分沮丧。这次，我基本上相信，梦之所示是有一定来由的，因为此时我的境地，几乎比前些年的状况更糟。
2000年12月的最后一天，我在面对地质学家岛的那片属于我的海滩上沉思，向海里扔了好多的小石块，到手臂泛酸的时候，我心里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2001年元旦清晨，我拿着一个已经破了的搪瓷碗，对邵滨鸿说，我要把这饭碗砸了！她听懂了，劝我别急，说一切等回国再说。
2001年2月8日我们离开南极，9日到达圣地亚哥。当晚，在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驻智利办事处，我召集了人文学者的最后一次会议，宣布人文学者南极行动基本结束。大家随后作了比较充分的交流，临睡时，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第二天，大家心情松弛，驱车经阳光公路直奔黑岛，参观了著名诗人聂鲁达的故居。这是一个按自己的心性在生活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