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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8月，张云峰总裁决定撤销总经理的职务，请来他中学的同学，某著名的IT公司在深圳的副总经理柳志雄出任惠州的集团公司总经理。当时，那家IT公司正遭遇由于计算机芯片大幅降价而带来的巨额亏损的灾难。
柳志雄过来，对于前任总经理以及跟随她过来的人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尤其是对前任总经理个人。不仅因为这支骨干队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才加入我们的公司的，而且中投保高额的贷款也是她的关系搞到的。这里面有太多的她个人的信誉和感情，曾经寄予了她自己后半生的理想。
柳志雄从深圳的公司带来了几个高层生产管理人员，公司面临巨大的震荡，议论和传言四起。柳志雄和原来主要的管理人员分别谈话；管理层的工资也做了上调；公司管理的风格变得与以前大相径庭。明显地体现出纪律，规范，赏罚分明等刚性的特征。
管理层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因为工资的上涨而对柳志雄有什么感激之情。两拨人之间的不信任看不出改进的迹象。特别是生产管理的人员，原有的人和新来的人存在必然的冲突。当时，大家议论最多的就是柳志雄的“香港式”的“老板”管理方式。这种管理，与大多数人的信念和习惯相去甚远，大家不自觉地将其与 “资本家”、“剥削”、“压榨”等这些我们曾经从书本上学到的，只有存在于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概念联系在了一起。
或许是因为我不是前任总经理带过来的人，没有太大的感情冲突；或许是因为在亲情管理下，我也不自觉地承担了过多的工作以外的情感负担，已经感到身心疲惫，精神上有些不堪重负；或许是因为我毕竟在国外有过一些经历，对于现代市场经济下的企业行为，有了一些感性认识；或许因为我是管技术的，而柳志雄等人都不是技术出身，双方的互补性较强；或许还有一些我自己也不完全理解的原因。我和柳志雄的配合，从一开始就没有太大的矛盾。后来，只要与技术有关的事情，没办法时柳志雄都让他们来找我，包括给客户做售前演示等。而每次我基本都比较好地完成了任务，也从来没有抱怨过。柳志雄等对我逐步建立了信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柳志雄及他带过来的其他的管理人员，建立了较好的工作关系，尽管没有像我和前任总经理及总工程师的关系那样亲近。我从新的管理团队身上也学到了不少有益的东西。
柳志雄不仅带来了严格的管理方式，而且不会像我们以前那样，经常要很费心思地去琢磨员工的思想活动，也不刻意去和员工建立个人的关系。尽管和柳志雄一起共事的时间很短，但是他让我体验到了一种与我自己成长的文化环境所不同的管理方式，一种“缺少人情味”，但是却是比较理性的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后来改变了自己的管理模式。
许克明是跟柳志雄一起从深圳过来做采购经理的。我不仅和他学了很多采购方面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一次和他聊天时，谈到公司的一些管理问题，当时公司的经营情况依然没有好的起色，照例我自作聪明地发表了一番议论。许克明坦率地讲：“谢耘，在企业中老板永远是对的。”听到这句话，我非常惊讶，许克明好歹也是研究生毕业，怎么有着这种“下贱”的想法？
许克明耐心地给我解释：“我们和老板处的位置不一样，他一般来讲掌握的信息比我们多，情况也比我们知道得更全面。所以，他通常是站在更高的层面来看问题的。”他的这个解释固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其中包含的一些道理，确实对我冲击不小。
当时公司情况不好，我的心情也比较郁闷，所以经常以看南怀瑾的书来消遣。南怀瑾在他的一本书中（4），对于我们认为的贬义成语“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做了正面的解释。这与许克明讲的“老板永远是对的”在很大程度上有相通之处。
南怀瑾的论述（4）——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中国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人都应该关心。但是，有个原则，如孔子所 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不在那个位置上，不轻易谈那个位置上的事情。……
所以孔子这两句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为政的基本修养。表面看来，好像帝王可以利用这两句话实行专制，要人少管闲事。事实上有道理在其中，因为自己不处在那个位置上，对那个位置上的事情，就没有体验，而且所知道的资料也不够，不可能洞悉内情。……
很不幸的，孔子的这句话常常被人用来做话头话，作推托词。甚至，有些人看见别人用这句话做挡箭牌，都误认为是跟孔子学滑头。所以达到孔家店的人，也把这句话列为“罪状”之一，把罪过弄到孔子身上了。事实上这句话是告诉我们，学以致用，真正的学问，要和做人做事配合。他也是告诫学生们，对一件事情，有一点还不了解，还无法判断是，不要随便下断语，不要随便批评，因为真正了解内情，太不容易了。
许克明的话和南怀瑾的文字以及柳志雄的管理方式，使得我开始学习从职业化的角度来理解自己在一个组织中的职责和作用。不再不知天高地厚地去做 “主人”；学会经常提醒自己不要自以为是地认为真理总是在自己一边；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在其位的人，才是承担相应责任的角色。你即使出于好心，即使你的看法确实比对方更正确，你也没有权力去代替别人行使职责。你拥有建议权，而在其位的人，有权不接受你的建议。你不应该因此而感到郁闷，因为这是职业化体系的基本运行规则。
这种行为准则，与我们从小受到的“以天下为己任”，甚至是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的教育，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对于个人而言，国家、民族也确实与公司是有本质不同的。
公司是市场经济中，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经营实体，它不能够也不应该承载太多的经济利益以外的责任，何况几乎所有的公司都是“有限责任公司”。而国家和民族远远不只是一个经济实体，她承载了经济，但还有历史，文化和很多精神价值，她是无限责任的。
一个人不能将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态度，简单地应用到对待自己供职的公司上面。那样的话，你很可能不自觉地将公司变成自己的精神寄托。而任何市场经济中的企业，都无法承担这种责任。你很难逃脱幻灭的结局。当然，我们也不应该把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简化为一个经济实体。这样做，你将从根本上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园，很难避免沦为一个“经济动物”的下场。
而作为一个公司的管理者，他应该十分注意不要将国家政治的一些理念和管理方式，简单地应用在企业的管理上，从而在以经济活动为核心主体的企业身上，不适当地添加许多神圣的内涵；乃至给企业带上一个超凡脱俗的光环．。那样他会在无知中，深深地伤害一个企业。
企业家固然可以有超越经济利益的社会抱负，但是企业本质只能是经济实体，而且企业中的绝大部分员工，注定是主要按照经济利益原则行事的普通人。
在后来的工作中，我的这个态度遭到了朋友的非议，也引出了有趣的故事。不过那是后话了。2005年春节期间，一个朋友发来了吴晓波发表于《经济观察报》的一篇“被夸大的公司使命：从丑陋的资本家到艾柯卡崇拜”文章，此文讨论的也是这个话题。
转眼到了1996年新年，柳志雄在公司组织联欢活动，要求我来做男主持人。我自己还真的没有这方面的经历。不过我没有拒绝。这又不是什么大事，而且大家也都不是外人。活动结束后，原来的同事对我说：“你怎么这样，让别人当傻子耍。”我一笑了之。我真的没有认为柳志雄有这种恶意。
2003年我到南方出差去看望前任总经理的时候，惠州这段经历对于她的影响还明显可见。公司后来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作为外人来看，给她和她带过来的朋友兼同事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明显的伤害。他们受到的伤害，不仅是经济上的，不仅是时间上的，更有感情和精神上的。我作为变故的直接经历者，清楚地看到，当时我们大家在一种不适合市场经济的意识影响下，把亲情变成了企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