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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马路，将地图放回背包，发现背包的拉链大大地打开，里面是空的。我停下脚步，看看周边的人，一个乞讨的孩子，三个发广告传单的青年，药店前倚着闲闲的店员，几个过路的男女。这是一个城市的街景，看起来，什么都没发生。
我几乎是踩着云雾走回酒店的，心里想的是：台湾护照、台胞证、香港出入境许可、香港身份证、台湾身份证、德国出入境许可、德国和台湾驾照、不同银行的信用卡……都没有了。而且，我身无分文。
走遍了全世界、穿过无数国界和边境的人，马上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是一个失去了身份证明的人。
要是哪一个朋友在此刻出现，我一定抱头痛哭给他看。
两个基层警员倒是五分钟之内就来到酒店，但是到了派出所，一个警员却花了九十分钟的时间做笔录。笔录，其实只有那三百来个字，抄下我已经写下的失窃项目。我以为他会立即“办案”，譬如说，管区警员可能熟悉那一区的窃盗集团，会试图联系；譬如说，路口和酒店都装了监视电视，马上把出事时段的录像带调出来检视；譬如说，询问酒店的工作人员，追查线索……
九十分钟过去了，我才发觉，警察唯一做的，是写好笔录，发给我一张报案失窃证明，以便我能到出入境管理处申请临时台胞证。其他的，都别想了。
上午十一点，到了出入境管理处。空空的大楼，这是星期六。一个穿警察制服的人坐在一个电话机旁。窗子开着，冷风呼呼吹进来，他看起来冻得发抖。
显然只是个接电话的人，值班的官员不在。他拨通了值班官员的电话，然后将话筒交给我，我开始解释自己的困境：证件全没了，明天必须回到香港，请问怎么处理？
“今天是星期六，没人上班。办你这个，要好几个部门的人，礼拜一再来。”
“对不起，可是我明天得回到香港──”
电话里的人很恼火，打断我，“你告诉我为什么明天要回去？”
我愣住了。他相当愤怒地说，“你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你把理由给我说出来。”
我想说，您没有权利要求我告诉您我为什么一定得回去，这属于一个公民的个人隐私；我想说，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政府是有义务为它的公民和访客解决急难的；我想说，在一个法治的政府里，所谓值班，就是您无论如何不能离开这个位子；我想说，您能不能不用这种恶劣的口气和我说话……
我都没说，只是问他，“您不是值班吗？”
“我没要你跟我说话，”他说，“告诉你，我这是在为你服务，你搞清楚。你说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
我决定投降：“星期一上午大学有事。”
电话突然挂掉了。
那冻得手背发白的人问，“他说什么，马上来吗？”
我摇头，“不知道啊，他挂了电话。”
“喔———”他想了想，“那我帮你再打。”
又接通了，他听了一会儿，放下听筒，说，“他去找人，要你等着。”
“是等十分钟？还是一小时？还是三小时？还是……”
他似乎也很为难，然后再度勇敢地拿起话筒，“她问要等多久或者能不能讲定一个时间？”
放下话筒，他说，“他也不知道，因为他要去找齐其他部门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找得到人。”
看着他在冷风里瑟缩的样子，我说，“您实在应该穿着大衣坐在这里，这儿太冷了。”他摇摇头，说没关系。
然后又拿起话筒，“小姐问能不能约个时间？”
听了一会儿，他高兴地说，“他会派一个人下来这里收件，然后你下午四点再来取临时台胞证。”
“您不能收件？”
“不能。”
“下来收件，”我说，“那表示上面有人在值班？”
“不知道。就等吧。”
“要等多久呢？”
“不知道。”
二十分钟以后，下来了一个小姑娘，来“收件”。
下午四点，准时回到大楼，还得等。极宽阔空荡的大厅，没有一张椅子。送来稿费救急的朋友问警卫，楼上有位子，可以上去坐吧？警卫懒得理，摇手表示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我走过去把警卫的椅子搬过来，有点生气地对他说，“那麻烦您去搬几张椅子过来让我们坐着等。”
他奇怪地看看我，我泄气地坐下。我干吗为难他？他不会知道，政府部门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大厅里理所当然应该有椅子给市民坐。没有椅子，他应该觉得抱歉。他的工资，都是市民缴的税所发的。可是，如果他的长官们，还有长官的长官们，还有长官的长官的长官们，都没有这种意识，你要求他什么呢？
四点二十分，有人出现了，拿着一本新的台胞证。“要收费，七十元。”
朋友从口袋里掏出钱，她说，“不行啊，我不能收钱。得负责收钱的人来开收据收钱。”
“那──收钱的人在哪里啊？”
“要找找啊……”
我真想一把抢下她手里的证件就跑。
5
有了台胞证，可以离开内地，但是不代表可以进入香港。
上了从广州开往九龙的直通车。到了关卡，直接找香港海关的官员，解释了状况。他将我带进一个办公室，指着一张椅子，说：“请坐。”
这是星期天晚上八点半。另外几个显然也是入境手续有问题的人，正坐在一张长凳上等候，其中一个是非洲喀麦隆人，穿着拖鞋，露出所有的趾头。
六个制服齐整的边境官员正在忙碌。他们工作的神情专注，和同僚说话时，又显得轻松愉快。一个女性官员甚至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时，用的是小女生跳格子的轻俏脚步。
不耐久坐，我不时站起来走动。麻烦的是，埋头公文的公务员一抬头，只要看见我站着，就会指着椅子，说：“你请坐啊。”
填表格，按指模，签名。在九点半，我以一个准许我逗留七天的临时入境许可进入香港。
第二天，第一站到了台北驻香港的代表处，它的名字带着历史的荒谬性：中华旅行社。在台北申请护照，只要二十四小时，在香港，因为邮件的来往，最长需要二十天。台北办事处的官员热情而迅速，但是，我恐怕享受了人们因为熟悉我而给予我的特别的信任；我不需要证明我是真的我。
下午一点半，到了香港入境处。抽了一个号码，等候四十五分钟，和官员面对面。
“办理香港身份证，你需要香港入境证。”
“但是我的入境证被偷了。”
“那你就要办理入境证。办理入境证，需要台湾护照。”
“但是我的台湾护照被偷了。”
“那你可以去律师那里公证，证明你的身份。律师给你一个公证身份，我们也可以给你入境证。”
我看着这位讲话规规矩矩的女性公务员，说，“没有身份证，没有护照，请问，律师凭什么给我证明身份？”
她呆住了。
我拿出当天的《苹果日报》，大半版是龙应台失窃的消息，照片很大，还有“出事”地点的示意图，看起来特别怵目惊心。
将报纸推进窗口，我说，“律师总不能凭《苹果日报》来证明我是真的吧？”
她喃喃地说，“对啊……”
这时，她的长官发现了我们的僵局，走过来，微笑着点点头，说，“我知道你的特殊状况，我们会特别处理，一定会帮你解决的……”
6
我决定不被小偷打败。
广州的老城区竟然还处处看得见历史的年轮，洋溢着老城的情趣。大德路几个街廓全是五金业。钢管以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挂在墙板上，乍看之下像现代艺术。小钢圈成千上百的放在一堆时，仿佛贵族的珠宝箱子被不经意地打翻了。诗书路上看不见任何诗书，但是再走一段就发现整条街都是印刷业，也明白了“纸行街”的意思。接近十三行的成衣批发集中区，杨巷路一家连着一家的纽扣店、拉链店、皮带店、花边店。当一整个店里都是拉链的时候，大大小小各形各式的拉链，铺排开来，简直就像一个现代美术馆的主题特展。
夹着老街的是一株一株菩提树，菩提树掩映着一栋一栋的老楼。老楼或没落褪色或残败颓废，但是雕花的廊柱、起伏的山墙、彩色的玻璃，彼此暗暗辉映，老旧中反而更有一种成熟的沧桑的妩媚。
广州老城，有着法国印象派油画的浓稠美感。
然后就走到了光孝寺。天色渐渐暗下来，大殿里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