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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太陡了，我提请他们注意这一点。他们却说，这没有什么害处，城市可在其他方向的坡上扩展，会有足够的通往水边的口子，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会找到制服这陡崖的办法的，无论如何这不至于构成在这个地方建造城市的障碍。再说他们年轻力壮，能够轻而易举地在这陡坡上爬上爬下，他们立刻就要示范给我看。他们真的这么干了；他们的身躯像蜥蜴似地在岩石缝中晃悠着往上蹿，一会儿就到了上面。我也爬了上去。我问他们，为什么偏偏要选择这儿建造城市。从防卫角度看，这地方不太合适，只有朝河的那边堪称有天然的屏障，而恰恰那边是最不需要防卫的，那儿反而需要随时可以轻易撤走的条件；从其他所有方向看，则都能毫不费劲地来到这个高地上，并由于其广阔的延伸而难以防御。此外，这里土壤是否肥沃尚未经过检验。这座高地依赖于下面的平原，靠马车运输来维持供给，这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始终是危险的，更别说在不太平的年代了。而且这上面是否能找到足够的饮用水还很难说，他们指给我看的那个小水源看来不足为凭。
“你累了，”他们中的一个人说，“你不想建这座城市。”“我是累了。”
我说着在水源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他们把一块毛巾浸入水中，然后给我擦脸，我谢了他们。接着我说，我想要一个人在这高地上走走，便离开了他们。我转了很长时间。等我回到那儿，天已经黑了，大家都躺在水源边睡觉，天上开始下起小雨来。
第二天早晨我又问了一遍昨天的那个问题。他们未能一下子理解，我怎么会在早晨重复晚上的问题。但接着他们还是对我说，他们无法将他们选择这个地方的理由确切地告诉我，选择这个地方的想法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上上辈子的人就想要在此建城市了，但出于某些同样不曾传得很清楚的原因而未能着手。无论如何他们不是由于心血来潮而到这个地方来的，恰恰相反，他们并不十分喜欢这个地方，而且我所说的那些反驳理由他们自己也已经发现了，并承认那是无可辩驳的，但是偏偏有那先辈的遗命，谁不听从遗命，就将被消灭。所以他们觉得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还要犹豫，而不是昨天就开始建城。
我决定离开，沿着陡坡向河边爬下去。可他们中有一个醒了，叫醒了其他人，于是他们便站到了崖边来，这时我刚爬到一半，他们请求我，喊我。我又爬了回来，他们帮着把我拉上去。这回我答应了给他们建这座城市。他们很感激，没完没了地向我阐述他们的心情，还纷纷吻我。
在教堂前的露天台阶上跪着一个牧师，他把到他这里来的信徒们的所有请求和诉苦都转化成祈祷，其实不如说他并不转化什么，而只是大声地、多次地复述人们对他讲过的话。比如，有个商人来到他这儿，诉苦说，他今天遭受了一次重大损失，破产了。他话音刚落，跪在台阶上的牧师便将双手平放在上面一级台阶上，祈祷时身子前后摆动：“甲今天遭受了一次重大损失，破产了。甲今天遭受了一次重大损失，破产了……”
24。 我们是五个朋友。有一回，我们先后从一栋房子里出来，首先出来一个人，在门边站住了，接着第二个人从门里走了出来，其实应该说是滑了出来，像水银球一般轻盈地滑了出来，在离第一个不远的地方站定了，接着是第三个，接着是第四个，再接着是第五个。终于，我们大家站成了一排。我们引起了行人的注意，他们指着我们说道：“这五个人是刚刚从这栋房子里出来的。”从此我们就生活在一起。要不是有个第六者老想插进来，这本来是一种平静的生活。这第六个人并没有对我们有所非礼，可我们觉得他烦人，这就够了。为什么他愣要挤到这不想要他的圈子中来呢？我们不认识他，因而也不想接受他。我们五个人以前互相也不认识，老实说，现在我们互相也不认识，可是在我们五个人可以做到和可以容忍的，在这第六者身上就是做不到。再说我们是五个，而不想成为六个。
而且这种始终相处在一起的意义何在呢？
/* 14 */第三部分：杂感离开这儿25。 我们在滑溜溜的地上奔跑，有时有人滑倒在地，有时有人眼看就要摔倒，必须由另一个人帮他一把，但必须非常小心，因为他同样脚跟不稳。我们终于来到了一座人们称之为膝盖的小山丘下，尽管它不高，但我们却没法爬上去。一次又一次地滑下来，我们都绝望了，看来我们只能绕道而行，因为爬不上去。可是这也许同样是不可能的，并且还危险得多，因为一次尝试的失败在此将意味着失足坠落和结束一切。为了避免互相干扰，我们决定各试一个方向。我走了过去，慢慢挪步到崖边，我看到，这里根本就没有道路的影子，没有任何可以立足之地，一切都将毫无停顿地坠入深谷。我坚信，从这里是绝对过不去的；假如那边也不比这里情况好些（这只有看试探的结果了），那我们俩显然就完了。可我们必须闯一闯，因为我们不能待在这里，我们后面——像在驱逐我们似的——耸立着被人们称为脚趾的五座不可逾越的山峰。我再一次分别观察了一下地势——那段其实并不长，但却是一段不可逾越的距离，然后闭上了双眼（睁着的眼睛只能给我带来坏处），并下定决心不再睁开，除非出现不可思议的事，而我竟然到达了那边。然后我让我的身子向一侧缓缓地倒下去，差不多像梦中那样，倒在地面后便开始向前挪动。我把双臂朝左右两边尽可能远地伸出，这样覆盖和包容了我身边尽可能多的土地好像能给我一点平衡，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一点安慰。但是令我惊讶的是，这土地确实能给我某种帮助，它是平滑的，没有任何可以着手之处，可这不是冰冷的土地，有一种热力从它那儿向我涌来，从我这儿又向他涌去，这里有一种联系，但并不是通过手和脚造成的，可它存在着，毫不动摇地存在着。
26。 “那伟大的游泳家来了！那伟大的游泳家来了！”人们呼喊着。我从安特卫普奥运会回来，我在那儿拼出了一个游泳世界纪录。我站在家乡城市火车站前的台阶上，这城市在哪儿呢？俯瞰着暮霭中模糊不清地攒动着的人头，一个让我顺手摸了一下脸蛋的姑娘利索地给我套上了一条绶带，上面用一种外语写着：
献给奥运会冠军。一辆汽车开了上来，几位先生把我拥入车内，有两位也坐了进来——市长和另一个人。我们马上就进入了一个金碧辉煌的大厅。当我步入大厅时，楼厅上一个合唱团唱了起来。这里聚集着的几百个客人都站了起来，有节奏地喊着一个什么口号，我没听清他们喊的是什么。我的左边坐着一位部长，不知道为什么介绍他的那个词竟会使我如此惊恐，我用毫无顾忌的目光打量着他，但马上就醒悟过来。右边坐着市长夫人，一个胖女人，我觉得她身上，尤其是胸脯以上，插满了玫瑰花和鸵鸟毛。我对面坐着一个胖男人，脸色白得引人注目，介绍他的名字时我没注意，他把两个胳膊肘都支在桌子上——人们给他留的地方特别大——茫然注视着前方，一声不吭。他的左右两边坐着两个漂亮的金发姑娘，她们很快乐，有着说不完的话，我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尽管灯光十分充足，但其他客人我都看不太清，也许是因为一切都在运动吧，只见跑堂们来回穿梭，菜端上桌子，杯子举了起来，也许是灯光过亮地照着一切吧。此外秩序还有一些混乱，即有些客人，尤其是女士们，背朝桌子坐着，而且不是椅背位于桌子和背脊之间，而是背脊几乎碰到了桌子。我把这现象指给我对面的两位姑娘看，可是本来话那么多的这两位这回却什么也没说，而只是长时间地微笑着看着我。有人摇响了铃，服务员们的身形顿时在座位之间凝住了，对面那胖子站了起来，开始发表讲话。这人为什么这样悲伤？他一边讲话，一边用手帕擦着脸；这本来是无所谓的，像他这么胖，厅里这么热，再加上讲话时用劲，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清楚地发现，这是个骗人的幌子，是用于掩饰他擦去眼泪的动作的。他老是看着我，但他仿佛看的不是我，而是我敞开的坟墓。他讲完后，我当然就得站起来，也讲一番话。我正好有一种讲话的冲动，因为有些事我觉得有必要在这儿，或许也在别的地方作出公开的、坦率的澄清，于是我说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