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其次才会想到“公仆”。如果此官特有责任心、体恤民情、任劳任怨、鞠躬尽瘁，而且时常面带慈祥微笑，百姓通常就容易先将“好父母官”，后将“好公仆”的词儿，献给他（她）。
专家考证，国人宋朝那会儿就有了“父母官”一词，只是很晚才有“公仆”的概念。这一晚不要紧，恐怕就到了民国初年。此时，洋人文化已开始和国人文化难解难分，彼此消长，“联姻”互动。“公仆”那词儿，虽说不能肯定就是缘自洋人的文化“入侵”，可与之有点联系，当是清楚的。起码，我们知道有个“巴黎公社”，那里边的“官”与一般的工人，真是“不同工却同酬”，毫无特殊待遇可说。“公社”的人，笃念绝对平等，而且信奉一个说法：“官”，是公众的仆人。
当然，洋人的影响终究是效果不大的。所以，我们难免要想到：“父母官”一词那么早被国人挂在嘴边，而“公仆”一词那么晚才“问世”，可能是今日多用前者而少用后者的一个历史缘由。
另外，“父母官”一词的使用，也和一个我们的文化习惯颇为协调。这文化习惯是“自下而上”地注视官员，对其权力崇拜尊敬有加，认为他（她）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父母”关怀，须仰视才见。古圣人如孔子、孟子，时而在旁吹风，说些官者“为民父母”、“民之父母”，这也是在暗中巩固这等协调关系。而“公仆”一词的使用不同了。它需要另一种文化习惯：把官看作平等的“其所做是理所当然”的公众职员，不存在“自下而上地注视”这一说。洋人有这习惯。如果和公领域的法律联系一下，我们可以发现，头一词的使用，兴许更表现了一种“权力”意识，后一词的使用，则表现了“义务”（官之义务）意识。
对这俩词儿有了如此一番理解，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个看法：“公仆”一词也许更好，听来更加顺耳。倘若官官都有公仆义务的意识，较少父母权力的观念，那么，社会自然是美不可言的。如果百姓的词汇也少用“父母官”，多用“公仆”，当然有助于官员的意识转变，进而拉动法律文化的有益提升。
不过，笔者还是觉得，在百姓中留下“父母官”这个词大有用处。对一般的官，最好把他（她）看作公仆，而对一种特殊的官即法官，倒应看作父母官。因为，如今我们特别需要法治，而法治的要义，就在于让法律有个最高权威，让法官扮演一个最为重要的“独立”角色。对法官自下而上地注视并且崇拜尊敬，就是对法律最高权威的敬意。
当然，此时的法官，自己就更有必要把自己视为公仆了。
三、思古家族的小辈与长辈
大清嘉庆年间，山西有个农民，名字叫孙守智。孙守智节俭勤快，种树一流，小活儿干得就是无人可以出其左右。没有多少年，他就把自家园子里的树种得挺拔参天，弄得那些嫉妒者都想锯它一棵。那时，当地的木材特别紧俏，不仅村里盖房造车（马车）需要它，就连京城朝廷也是不断出钱来采购。所以，孙守智家里的树更叫人垂延欲滴。一个深夜，孙守智睡得朦朦胧胧，忽然，外面响起了均匀有节奏的锯树声，果然是有人动手了。他蹭地从被窝里蹿出来，抄起一把铁钩杀将出去。
遭遇小偷，应该是毫不客气。
于是，见到贼人，孙守智二话不说，抡起铁钩就是一顿痛打。不一会儿，偷树的人已是肋骨断了四根，趴在地上不能动惮了。孙守智揪起一看，心里一紧，趴者原来是远房亲戚孙伦元。论辈份，孙伦元还是他的“叔叔”。孙守智摇了摇头，把他又扔在地上回屋了。岂料，孙伦元爬回家后，自觉无颜做人，便直奔房梁，上吊而死。
大清那会儿的法律，没把孙守智这类“动手”行为叫做什么“防卫过当”（我们容易想到他是不是防卫过当），只是奇特地叫做“斗殴”。“斗殴”，就是一般打架了，常事一桩。可斗殴伤人，处一百大板，另加三年徒刑。不仅如此，对孙守智还要罪加一等，加重处罚，因为，他和孙伦元有个亲戚关系，在亲戚关系里他又是小辈儿，孙伦元则是长辈儿。这般“殴打”，是坏了家族尊卑的上下关系。
这个案子里边的法律，昭示了古人的一个重要理念：家族尊卑为重。许久以来，这个理念搞得古人不仅在正的方面大力宣扬“长辈优先”，而且在反的方面严厉惩诫“小辈犯上”。此等传统异常牢固，就连当时嘉庆皇上提出异议，认为孙守智可从轻发落（因为孙伦元偷窃在先），也被刑部一班人马顶了回去。刑部及不少官吏都说：同是一个“伤人”行为，常人处罚轻一点，家族小辈成员处罚重一点，这个规矩不能破。
西方人，几乎从来没想起小辈与长辈的关系那么重要。他们以为，只要都是“故意伤人”，那就要一刀切齐，不得有个家族尊卑之类的东西“节外生枝”。所以如此，因为西方人老想着个人是社会的最小单位，老想着有“个人”才有“家族小辈长辈的关系”，以至在法律上老绷着“凡事一律平等”这根筋。
往深了说，古人强调家族尊卑之分，是为了家族稳定以至社会稳定，最终是个秩序的观念。而西方人喜欢个人平等，是为了社会公平从而使人们对社会有个稳定的心态，最终也是惦着秩序这个东西。
目的一样，手段不同而已。
三、思古父子相隐
这里的“隐”，大体上就是隐瞒的意思。
在法律上的“父子相隐”，是说如果当爹的犯事了，儿子瞒着，而如果儿子犯事了，当爹的瞒着。瞒谁？当然是官府。说起来，有罪了还互相隐瞒，瞒的又是官府，真是大逆不道。可是，有的古人就是这么鼓吹的。他们的法律，有时就是这么鼓励的。
这话得从《论语》讲起。
《论语》里讲了一段叶公和孔圣人的对话。叶公说：他那里有个人特别坦诚正直，当爹的偷了人家的羊，自己便挺身而出做证人，毫不犹豫地向官府告发了。可孔圣人却说：这边的人不这样，父亲偷了羊，儿子一声不吭，儿子偷了羊，父亲也是瞒上瞒下，这边人以为，这才叫坦诚正直。
虽说孔圣人的话让人听着有点别扭，可是，他到底是“一句顶一万句”。打汉朝开始，法律就规定了如果儿子告发父亲，将以不孝之罪处以重刑，而亲属之间相互隐瞒，倒是全然无罪。到了清朝，《大清律例》还说，儿子告了父亲，如果父亲没罪，儿子就要被绞死，如果父亲真有事儿，儿子也要挨上一百大板，另投进大狱关上三年。
对这个，我们肯定会提出一个问题：要是允许这么互相瞒着，那犯罪岂不是难以剿灭，对罪犯本人来说，也不将是有恃无恐，最终危及国家的秩序？孔圣人当然知道这点，所以，并不一个劲儿地反对“大义灭亲”。有一个人曾徇私枉法，其亲人就主张戳尸重罚，孔圣人就在一旁不住地拍手称快。而古人的法律，大凡涉及谋反叛逆之类的罪行，也不提“可以隐瞒”那回事了，相反，还要株连亲属，一人犯事殃及全族。
看来，事事都是可以两边儿来说的。
显然，孔圣人是想扯平两个东西：亲情的伦常道德和社会的政治安全。在“忠”（社会安全）不是那么紧要的时候，让“孝”（亲情伦理）占个上风。古人用心复杂，以至让人不仅在法律之外遇个“忠孝两难全”，而且在法律之内也碰个“忠孝相对立”。这和洋人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比。洋人也要扯平私家权利和社会安全的关系，而在更多的时候却让私家权利占个上风。除非对国家太危险了，否则绝不把私家权利或曰个人权利一扫而空。
今天，我们自然不会再去主张“父子相隐”，但是古人和洋人都有一个提示，即在社会安全之外还有其他的价值需要考虑，哪怕那些价值和这个“安全”相互对立，也是如此。
三、思古情的“差序”
“差序”是个学问词儿。学者费孝通用过它，拿它来说中国人之间情的层次关系，说得贴切、舒服。在那本饶有趣味、几乎朗朗上口的《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先生说过一段话，大意是：中国人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