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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手击门，门上发出一种陈年古旧的声音，我大声问道：“有人吗？”
院子里有了些零乱的响动，那响动很快归结为一串踢踏的脚步声，随后门“吱嘎”
一声打开来，门轴的响声经典得完全像电影里特意做出来的音效。
开门的是个年轻人，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多少。我微微欠身表示打扰，问他知不知道原来住在这里的一位性安的人家搬到哪里去了。那年轻人做思索状：姓安的？这时从院里又走出另一个人来，是个头发花白的老者，接了话说：“你是找原来住在这里的安大夫吧，他们去年春天就搬了。”
我说：“我知道，请问他们搬到哪里去了？”
老者说：“他们搬到县群众文化馆去住了。不过听说现在也不在那里了。”
我问了去群众文化馆的路径，然后谢了这座院子的一老一少两个新主人，再然后我透过那扇只开了一半的院门，向院里投以匆匆一瞥。这院子曾是安心的家，这地方就是安心出生和成长的地方，院内的一砖一瓦，院外的一草一木，都在我心里激起些冲动和通想，我几乎分不清这些东西究竟是满足了还是更加撩起了我对安心的思念。
我找到清绵群众文化馆的时候，正是这里开午饭的时间，工作人员都回家吃饭去了，馆里几乎没人。这是一座半新不旧的两层砖楼，楼不大，门口却挂满了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招牌。什么图书馆、联谊会、研究会、辅导站之类，大概都是群众文化馆的分支机构。
这楼里大多数房门都锁着，没锁的也空着，偶尔见到有人匆匆交臂而过，一问安大夫和他在这儿工作的爱人，都是一脸茫然。我在楼里转了半天毫无所获，快快出来走到街上吃饭。就在文化馆斜对面一间很简陋但很干净的小铺子里，吃了一碗豆汤和半斤永昌烙饼。吃饱后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又再次返回文化馆，这次我直接去了文化馆的馆长办公室，堵住了一个刚巧从办公室里出来正在锁门要走的女干部。
女干部听了我要找的人，有几分警惕地上下打量我。我猜到她的警惕所为何来，连忙出示了我的北京的身份证，表示我是从北京来的是安大夫女儿的同学，到这儿是来找安心的——您知道他们现在住到哪儿去了吗？
那女干部查看了我的身份证，还对了对我和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否同为一人。我的身份证和我那一口地道的外地人一般模仿不来的北京回音让她消解了怀疑，但她的回答仍然不能让我满意。
“你找安大夫对吧，他们搬走了。他爱人也不在我们馆里工作了。”
“什么时候走的？”
“走了……有好几个月了吧。”
“他们去哪儿了？”
“这我不清楚，好像是离开清绵到别的地方去了吧。”
“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们不清楚，没有跟我们讲。”
女干部把身份证塞还给我，行色匆匆地走了。我疲惫地站在楼道里，心里空空的。
安心在清绵的父母，是我要找到安心的主要线索，我想不管安心是否回到他们身边，他们应该都知道女儿的行踪。
我再次走出文化馆的这幢小楼，站在街上发呆，我的整个行程到此一刻，已全然没有了前进的方向。我想了半天，毫无目的地再次从县城走回到安心家的宅院，我没有再去敲门，而是沿着院子后面那种满了高大笔挺的秃杉树的山坡，沿着那山坡上一条残石依稀的悠悠古道，走向我常会梦见的那片山间的平湖。我在湖边眺望着对岸的草坪，草坪在阳光下显得极其开阔。阳光把草坪尽头那一线参天大树的阴影，全力地向后压去，让那片如果走近肯定会发现极其深邃壮观的原始森林，变得渺小而可亲。
直到太阳西斜，我才从那高山平湖的岸边返回，再次经过那座北方的宅院，院里还未升起炊烟。我在通往县城的归途中一再回首凝望，竭力把黄昏中这片最后的即景与以往的想像合并，同时把留恋的目光遗落在那座院子的青砖灰瓦之上。我脑子里居然有了那么一个荒唐的闪念，我想如果我找不到安心，我也许会搬到这个地方，在这院子的附近住下来。
我回到清绵城，穿过两山夹峙的街市，穿过曾扼“三宣六慰之咽喉”的古城门，再援铁索大桥穿越天堑清锦江，在天黑前返回火车站所在的那个弹丸小镇。我从随身带着的旅客列车时刻表上，找到了深夜将至的一列火车，那是从昆明开往南德的七七五次普快。
我想，除了安心的父母之外，惟一还有可能知道安心去向的，只有南德公安局缉毒大队的队长老潘。
时间还早，我在车站前的那个杂货店里，买了一包饼干，拿着，并没有打开来吃。
我的肠胃在苦闷和茫然的压抑下，几乎没有蠕动的乐趣。我拿着那包饼干，坐在车站小小的候车室里，背上的背包显得很沉，但我也懒得解下它来。我就这么坐着，一直坐到夜幕将临，坐到夜深了我才走到站台上，嚼着饼子去等那辆惟一在这个小站短暂停靠的夜行列车。
南德我是去过一次的，那是去年夏天将至的季节，我和安心一起回了一趟云南，我们当然地去了南德。除了南德之外，我们还去了昆明和北邱，那时我们正兴高采烈地准备结婚。
那时我刚刚获释出狱，我和安心都沉浸在胜利重逢的喜悦之中。我们决定结婚，再没有什么能够阻碍我们正式结为一体的事情！我们都想过，认真地商量过，无论我们的父母——主要是我爸——是否同意，是否接受；无论安心是否二婚是否有孩子；无论我们有没有钱有没有经济上的能力，我们都决定结婚！我们一定要结婚！就在现在，结婚！
安心从清绵带回的全部二十八万元现金，为营救我出狱花得只剩下不到三万元了。
她打电话给她的爸爸妈妈，告诉我们要结婚的想法，也说了钱的事。安心的爸爸妈妈在电话里祝贺了我们，她妈妈还和我通了话，她声音里那种母性特有的辞感，令人感动。
她说：“你是杨瑞吧？你知道吗，安心非常爱你，她爱你胜过爱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她最爱的人除了她的孩子，就是你，你知道吗？”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能爱她吗，像她爱你一样？”
我说：“能！”
她说：“你能爱她的孩子吗？”
我说：“能！”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传来了安心母亲隐约的啜泣，她克制着哽咽，说：“我的这个女儿，太苦了……我知道你也很苦，你们能相依为命……我真的要好好地祝福你们！”
这位母亲哭起来，说不下去。我把电话交给安心，我在一边听着她们母女互相劝慰，说着相信我的话。我心里默默地想，我一定会对安心好的，一辈子都不会变的！
关于那笔剩余的钱，安心的父母让我们留下来做结婚之用，但我不同意，我坚决主张安心把钱寄回去。安心在电话里和母亲商量再三，争执再三，终于按照一个妥协的办法，我们留下一万，另外将近两万元钱，由我和安心一道，去邮局寄回了清绵。
在安心的劝说下，我去看了一下我爸。一是告诉他我出来了，没事了，平反昭雪了，没给他，也没给我们老杨家丢什么人。二是告诉他我要结婚了，希望他能同意。还好我爸那天没有喝酒，脑子还算清醒。但言谈话语之间，能听出他的大脑长期受酒精毒害，已大不如前。他才五十多岁，说话就跟七八十的老头儿差不多，语无伦次的。关于我无罪平反一事，他大发感慨，大骂法官检察官昏庸无道，并竭力鼓动我去告他们。我爸说：咱们不能让他们这么白整了大半年，物质上的损失咱们不提，提了让人看不起，这精神损失名誉损失不能不提，不能就这么算了。现在都有法了。国家政府办错了事儿，照样得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