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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歌来是不一样。记得她唱过一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歌声柔美惊动人,令人十分感
动。唱歌要是动了真感情,那种舒畅的感觉就真不是任何言语可以形容的。那时候老大在幼
稚园当老师,至今也好久不见了,心底十分想念。
我和小妹说话时总是不自觉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在我心中她一直是一朵需要去用心保护
的小花。她听我说话时总是嗯嗯的回答;当她不同意你的话时,她就嗯得小声一点,当她听
进你的话时,那声嗯就特别重。我了解小妹的脾气就如同了解我自己一般。我追小妹的时候
全凭一颗诚心和一股傻劲,所以我知道我之得到她的心极其实完全没有一丝运气。只是或许
我失言,也或许小妹一时气不过,我们两个人常常就因为一些小事情不欢而散。我自己是不
会在这些,只是担心小妹哪一次就真的来个相应不理,就要令人伤心了。四月六号晚上,小
妹答应要跟我和好。她问我司机会不会后悔。我说五十年之内不会。只是再过不到一个月我
就要去南沙,后不后悔什么事情其实也不太重要了。
不过我却也隐约发现小妹变得比以前沈默多了。我和她之间不再和以前那样有默契;她
也不像以前那样兴致冲冲地和我说话,甚且连电话都很少拨给我。如果我没去主动找她,或
许我们两个月都不会见一次面。我以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小妹已经离开校园踏入社会,所接触
的人物与事情比较繁杂的缘故。不过心中总难掩一股落寞的情绪。我不愿直接问她什么原
因;她变得愈来愈不耐烦,常常为了一些小事情不高兴。我不令自己作太多的争辩,那样只
会使误会更加深。我渐渐感到这似是一种恶性循环,我为了一种不知名的目的拼命的维持一
份不稳定的情感。我心中常想,如果我们平时都能多替彼此的立场多设想一点,现在不会有
这么多令人遗憾的问题。平常我和朋友之间不会争夺或计较些什么,又况且是和我如此深爱
的小妹之间。过不多久,小妹又和我若有似无。这几也在我当初的意想之中。
四月十三日我休假完毕回清泉岗,辅仔告诉我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说营长要我留守
台北大直海军总部的台北联络组,可以不用去南沙了。我听了十分兴奋,这对我而言简直是
起死回生的一招。培伦来找我时也稍稍跟我提了一下,但一直到第二天下午营长找我去谈话
时我才确定自己可以留在台北担任联络官,不用跟着连上去外岛。营长叫我立即到台北报
到;我回连上后马上找人买了两箱凉的请大家。晚上打了电话给小妹告诉她这个消息。一生
至此还未曾体会过这种爱情事业两得意的欢喜心情。
那几天连上的状况很乱,辅仔和丁排常常因公不在,连长常常又不在连上,很多大大小
小的事情都落到我身上,连一些规定连长干部三加的械弹管制会议都由我一个少尉三加。后
来问题终于发生了。连长无故失踪了两三天,辅仔也因为休假没按规定开假单而被人督导
到,师部一些莫名其妙官每天都打到连上来问东问西,而且还是那种狗腿官僚的囗气,问到
我不知道的事情还会操你操我的大干特干。我耐性有限,觉得忍耐已到国家最后生死存亡关
头时,索性卡擦一声挂上电话,让他操自己干自己。有一次三办室那边有个不知名的军官打
电话来连上问连长去哪边,我恭敬地跟他报告我们也正在找;也不知哪里说错了,他劈头就
是一句“你妈的B”,我心头一把热情奔放的火立刻被点燃,马上也点名操了他们全家,猛
地挂上电话。我一直没有失去理智,只是想让他知道他冒犯了人。
第三天连长还是没有回来。呼叫器也打了,家里也找过了,就是没有消息。连长的夫人
大概也发现事情不对而频频来清泉岗探问,我们也只好和她随便敷衍两句。虽然营长早就叫
我立刻向台北报到,但由于我现在是连上唯一剩下来的军官,所以拖了两三天也一直走不
掉。弄到第三天晚上,辅仔终于休假回来了,我将这几天的事情跟他交待清楚,东西收拾好
就回台北了。军中的事既复杂又烦人,大家都得管,结果多事如我的人似就成了理所当然替
人家挨骂的人;那时只想把一切不干自己的事情抛诸脑后,一走了之。听说连长后来是回来
了,有没有受到什么处分我并不清楚;但这并不影响到我认为他很聪明的想法。
回台北时心情恍如隔世。车水马龙的街景又熟悉地映入眼帘。我以为自己是很幸运的,
住台北而又能在台北当兵的能有几个人?况且我又是个几准备要开始写外岛回忆录的人。我
的行李照样是三小包五大包,摇摇摆摆晃进门的时候诸位邻居们不免引头张,议论纷纷。我
想他们一定以为我退伍了。
我按着营长给我的报到地址找到信义路五段世贸中心一带。地址颇为奇怪,坐计程车在
小巷子里绕了半天还是没能找到。后来打电话去问了问,最后才看到一楝有个小停车场的两
层楼白色建筑物,外表看来稀松平常,只像是一般中上阶层人家住的房子罢了。我仍然不清
楚这房子和海军总部或我的任务有什么关系。我走进去,大门进去右边有个柜台,倒像是旅
馆里面登记住宿的台子。我的预官学长,姓黄,就站在柜台旁边。
原来驻台北的联络官还要兼东沙联络官的职务;这也就是为什么要从我们外岛营挑人的
最主要原因。每个月固定有若干从台湾飞往东沙的班机,而在飞机起飞的前一天,要搭机的
人按规定都要来信义路这个地方领机票,所以每个月也固定有几天联络官会待在那儿办票。
我来报到的那一天刚好是东沙航次的前一天,所以学长便叫我去信义路的办公室找他。那个
地方的正式名称是陆战队台北招待所,性质类似国军英雄馆,不过由于地方不好找,真正会
去住的士官兵少之又少。主要还是提供队司令部的高级长官北上开会时休息住宿之用。
自上台北之后,我的心情便一直保持着很开朗的状况。离开了部队,免去了每天操兵练
兵之苦;在台北当兵每天坐办公室,写个公文接个电话,想做就做,不想做哼哈两句应付过
去,没有不愉快的。运气好点的话,每天还可以上下班,有空找小妹去看场电影吃个烛光晚
餐;或者我可以利用晚上去兼个家教补个托福什么的。可是待听了学长一番指示之后,才知
道此事比理想中还难办一点。首先,他说我们台北联络组的组长是个不太容易相处的人,对
于任何事情的要求标准很高,一见到不满意的事情就会大动肝火,毫不留情的把人竖在前面
大声开骂。我对于这个情况有点恐慌,因为这表示我又要过着以前那种听到连长脚步声心里
就毛起来的日子。军中有个说法,单位好不如主官好;意思我解释一下:一个单位再好混,
遇到一个脾气很差的主官,照样是度日如年;相反地一个单位就算业务再重,只要单位主官
不在后面苦苦相逼,照样可以过得十分轻松愉快。至于什么上下班看电影补习的,学长说也
不大可能;听说工作压力很重,扮演一个中间人角色的联络官为了要让大多数有所求的人都
能得到满意的答覆,常常要绞尽脑,甚至还要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成全别人。若且做不成,人
家还会说你办事不尽力,十分委屈。在部队中我尚未遇到这种情况,我希望自己能好好做,
把应尽的责任都尽到;毕竟在台北当兵可以增加许多见闻,剩余一年多的时间还可以增长不
少常识。下午五点多,招待所办票的时间已过,学长就带我坐车回总部了。
我对大直的印象十分模糊,以前也很少来。偶尔来一趟经过海军总部的大门囗时,总会
被四周那种严肃的气氛给镇住,也不敢四面探头张,想是害怕被宪警抓了去;而若干年后的
今天,我竟然也由于兵役的因缘能够进来这儿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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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联络组就在总部里面。我和学长从侧门走进去。我没有识别证,学长还跟卫兵解释
了半天,卫兵才肯放人。那时大概是下午近六时,天色已渐渐暗下来,下班的人都走光了,
偌大的营区在昏暗中也见不着几个人,我甚至感到一股寒意。学长告诉我我们组长还在组里
面没出去,我待会就可以见到他。我的心情于是也紧张起来。从侧门大约五分钟的路程,就
到了联络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