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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壶 作者:邓友梅-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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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漪说:“用不着你放洋枪。那儿少个‘笔且齐’,你去支应着。有我的面子,裕禄不会难为你。” 

  乌世保不敢执拗,磕了头出来,就急得像发疟子,后悔编那几句唱词邀来了思宠。给他弹弦的那人叫寿明,是个穷旗人,老于世故。见他急成这样,就出主意,让他弄了几件精致玩意送给那位传话的太监,向王爷禀了个“因病告假”的帖子。王爷本来也是一时高兴,出了这个主意。见他执意不肯,也就作罢了。过了一年,即是庚子。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和清政府议和时,有一项条款就是惩办“义和团祸首”。这载漪不仅没当上皇帝的老子,连端王的爵位也丢了,被发配新疆,终身禁锢,虎神营也就冰消瓦解。 

  八国联军占北京时,乌世保也倒了点小霉。那只叭狗跑丢了。他出去找狗,又叫洋人逮住去埋了一天死尸。看到死了那么多人,他想起端王要他去虎神营的事,实在有点后怕。 

  转过年来,和议谈成,北京又恢复了正常生活,他觉得大难不死,应当庆贺庆贺,就约了寿明等几个朋友,趁九月初九,去天宁寺烧香谢佛。 

  北京这地方,地处沙漠南缘,春天风沙蔽天,夏日骄阳似火,惟有这秋天,最是出游的好季节,所以重阳登高之风,远比游春更盛。 


四 

  当时北海、景山,全是皇室禁地,官商百姓要出游,须另找去处。最出名的去处有城西的钓鱼台,城北的土城,城南的法藏寺和天宁寺。这几个地方为何出名呢?原来土城地旷,便于架起柴火来吃烤肉;钓鱼台开阔,可以走车赛马;法藏寺塔高,可以俯瞰瞭望;而天宁寺在彰义门外,过珠市口往西,一路上有好几家出名的饭庄。乌世保要去天宁寺,为的是回来时顺路可以去北半截胡同的“广和居”,那里的南炮腰花、潘氏蒸鱼,九城闻名。 

  乌世保请的寿明,。就是替他出主意请病假的那位弦师。此人做过一任小官,但不知从什么时候,为了什么就远离了官场,而且再没有回复的意愿了。他弦子弹得好,不仅能伴奏,而且能卡戏,特别是模仿谭鑫培、黄润甫的《空城计》,称为一绝。各王府宅门每有喜庆,请堂会总有他。他也每请必到。他生计窘迫,不接黑杵,这又叫人更加高看一眼。不过他成天提着弦子拜四方,可不光是为了过弹弦的瘾,他还没到空着肚子凑热闹,为艺术而艺术的超脱境界!他借着走堂会这机会也兼营点副业,替古玩店与宅门跑合拉纤,从中挣几个“谢仪”。这事儿看着轻巧,其实不易,一要有眼力,品鉴古玩得让买卖双方服气;二要有信用,出价多少,要价高低,总得让卖主知足,买主有利可赚,成破都不能离大谱。这就造就了寿明脾气上的特别之处,一是对朋友热心肠守信用,二是过分的讲面子要虚荣。因为干这行的全凭“信誉”,一被人看不起,就断了财路了。 

  这日他们从天宁寺回来,在广和居尽情吃喝了一阵,已是未对末申时初,夜宴上座的时候。出门时他和乌世保又叫跑堂的一人给包了一个荷叶包的合子菜,出门拐弯,走到了胡同北口。这时由菜市口东边过来一辆青油轿车。寿明没防备,叫车辕刮了个趔趄,还没站稳,车上跳下来个戴缨帽的差人抓住他领口就扇了一嘴巴。乌世保喊道:“畜生,你撞了人还敢无理!”这时车帘掀开,一个官员伸出头来喊道:“什么东西这样大胆,挡了老爷的车道,打!” 

  乌世保听这声音耳熟,扭过头一看,是自己家的旗奴,东庄子徐大柱的儿子徐焕章。这徐焕章的祖先,是带地投旗的旗奴,隶籍于它撤勒哈番乌家名下。这样的旗奴,不同于红契家奴。除去交租交粮,三节到主子家拜贺,平日自在经营他的田土,并不到府中当差。这些人中,有的也是地主,下边有多少佃户长工。老妈下人,过的也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排场日子。但主于若有红白大事,传他们当差,可也得打锣张伞,披麻带孝,躬身而进,退步而出,抬头喊人主子,低头自称奴才。别看他们在家当主子时威严得不可一世,出来当奴才时却也心安理得。他们觉得这也是一份资格、一份荣耀。他们教训自己的奴仆时,往往张口就是:“你们这也叫当奴才?看看我们在旗主府里是怎么当差的吧!主子一咳嗽,这边唾盂递过去了,还等吩咐?主子传话的时候,哪一句上答应‘喳’,哪一句上躬身后退,都有尺寸管着,能这么随便吗?” 

  这些年有点变样了,不少主子家越来越穷,有的连家奴都养活不起,干脆让他们交几两银子赎身。有的主子自己落魄作苦力,扛包儿当窝脖儿了。旗奴却当官的当官,为商的为商,发迹起来。旗主子就反过来敲奴才的竹杠。有位主子穷得给人扛包儿,他的旗奴赎身后作了太仆寺主事,这主子一没钱用就扛着货包在太仆寺门口转悠,单等他的奴才坐轿车来时拦着车喊:“小子,下来替爷扛一骨节儿!”太仆寺主事丢不起这人,只得作揖下跪,掏钱给主子请他另雇别人。按着“大清律”,奴才赎身之后,尽管有作官的资格,仍保留着主奴名分。旧旗主打死赎身旗奴,按打死族中旗奴减一等定罪,不过“降一级调用”而已,没哪个奴才敢惹这个漏子。 

  徐焕章的父母是赎身脱了奴籍的。可徐焕章是家生子,尽管脱了籍,也要保持奴才名分。徐焕章连半个眼都看不上乌世保,焉能甘心受这窝囊气呢?有舍银子舍钱的,还有舍奴才当的吗?当奴才可以,总有点什么捞头才行。为了和老主子抗衡,他得寻个新主子。如今连太后皇上都怕洋人,不如投到洋人名下最合时宜,于是他信了天主教,并且由天主教神甫资助上了同文馆,在那里学了日本话和法国话。为此,闹义和团的那一阵,他可当真丧魂失魄了几个月,躲在交民巷外国医院当了义务杂役。直到八国联军进城后的第四天,他才敢回家。八国联军进城头三天,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徐焕章知道底细,没敢出门。乌世保是正白旗。徐焕章既是乌家的奴才,自然也住在正白旗的防地,也就是朝阳门以北东四大街以东的这一地带。这一地带在联军破城之后归日本军占领。徐焕章一路走来,就见有几家王府和大宅门口挑出白色降旗,上写“大日本国顺民”字样。自家门口,只见也挑了幅白旗,却没写字。到家之后,问起原由,才知道这日本占领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不挂归顺白旗的人家,日军就视作义和团拳民,任意杀戮。几个王府大户带头挂出了白旗,没来得及逃走的百姓也只得效法。但有的户无人识字,有的人不甘心自己戴上 “顺民”帽子,便只挂旗不写字,多少给自己留点脸面。徐焕章听后,连连摇头,叫他女人赶紧把旗解下来。他爹听了,忙拦阻说:“别价,太后跑了,八旗兵撤了,连肃王府都挂了白旗,咱能顶得住鬼子的洋枪吗?”徐焕章说:“我不是要撤下来,我叫她把旗解下来写上那几个字。”他女人说:“不写字鬼子兵也认可,咱何苦自己往上立那亡国奴的字据!”徐焕章说:“住口!我们这谈论国家大事,哪有你说话的地方?”“德性!”他女人往地上啐了一口,出门把白旗解下,扔在了书案上。徐焕章是在同文馆学过日文的,就研好墨,润好笔,展开白旗,端端正正写了几个地道日本文字“顺民の家”,挂了出去。这招牌一挂,立刻生效,第二天下午一个军曹带着四个日本陆军士兵就来找徐焕章谈话了。那时全北京城里,要找两个会日本话的中国人,实在比三伏天淘换两个冻酸梨当药引子更难办。日本军成立临时伪政权“安民公所”,正寻找“舌人”,自然要找这白旗上写日本字的人来。第三天徐焕章左胳膊上就套上了白箍,上边写“大日本军安民公所”,盖了关防。从此晃着膀子跟日本巡逻兵一块抓拳民,杀乱党,替日本军队搜罗地方上的痞赖劣绅组织维持会,一时间成了北京城东北角上的伏地太岁。日本人知道敢于出头干维持会的人,没一个在老百姓眼里有斤两的,叫他们出来临时维持一下街面秩序可以,靠他们长久为自己效劳绝对没门儿,就交给这维持会一项任务,要他们探听在这一地区居住的王公大臣们的行踪和品行,以便发掘可委重任的大角色。也是该当徐焕章发迹,这区内住着一位铁帽子王,曾任镶红旗汉军都统、军咨大臣,现任民政部尚书的善耆。善耆跟前一个戈什哈和徐焕章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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