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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万斤粮；就按一亩地打一万斤；咱们该当干面锅盔操心吃得撑死呀！那么多的麦子跑到哪儿去咧？没有人敢在公开的或正经的场合追问高产的粮食到哪儿去了；更没有人敢追问亩产五十万斤的“卫星”放到天宇里去了；还是把家家户户的粮缸砸粉碎了！那些放过高产“卫星”的农民和决心把跟头从十个翻到八十个的名演家；现在全都不管他们放出的“卫星”跌到什么地方去了；早把心思集中到挖野菜和计算购粮票证上去了；然后依然热情不减地对新兴的口号表态去了。柳青却把心思集中到牛马身上了。无论碗里糁子多么稀；野菜树皮如何难以下咽；蛤蟆滩尚未发生完全属于饥饿而致死亡的人。牛马却大面积死亡；一个村子都难以幸免。在蛤蟆滩只有水车改成电动机械解放了牛马；成为机械化电气化的唯一标志；其余耕地拉车拉磨等重量级的农活儿仍依赖畜力。牛马死完了怎么办？道理不言自明；人都没有正经吃食了；牲畜早在人之前就省去了精料只有麦草了。柳青现在没有抠指头的下意识动作了；整天走村串寨；踏访那些有饲养抚弄牛马经验和绝招的老农民；开始推敲字句编写饲养牲畜的《三字经》；既要通俗——饲养员文化普遍偏低；又要琅琅上口易读易记——有些饲养员缺乏对文学的耐心。柳青把正在写作的《创业史》第二部放下来；牛马占据了他的思维中心……现在来不及追问谁怎么把粮缸砸破了；拯救人和牲畜的性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迟疑。
通铺长屋里已经此起彼伏着男人们的鼾声；连续的间断的和偶尔骤暴骤落的；深厚的清亮的和黏糊滞稠的；都交混在一起；给最清醒的柳青听着。这些和他一样被呵斥被推搡被栽赃被谩骂被凌辱的大家人精们；现在进入一天二十四小时里最幸福的时段。痛苦和焦灼都解脱了。柳青确定最后的时刻已经来到；竟然自嘲地想着；现在早已用不着抠指头了。“文革”初期他还抠着；后来就被口头的炮轰和拳脚代替了。相对于年轻壮汉的拳脚；抠指甲这种小动作已经中止了；因为整个七十斤重的躯体都要消灭了。他的眼前浮出的是那双惊愕不堪痛苦不堪的美丽的冰雕似的眼睛；就要结束自家的折磨和终生依偎他的人儿的折磨了。柳青伸出右手；抓住了一根电线；几乎同时把右腿伸出被窝；一脚就准确无误地踏住接电板的另一根电线……
写到这里；长篇小说《创业史》里的一段话浮现出来：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或者一步……我在初中毕业那年春天；每月按时到邮局去购买一本连载着原名《稻地风波》小说的《延河》杂志；两毛钱是从父亲给我买杂拌咸菜就馍吃的副食费里俭省下来的。梁生宝在饭馆里花两分钱买一碗面汤泡着自家带的风干馍大吃大嚼的时候；我想到父亲每逢赶集进城也是这个消费水平这等消费作派；梁三老汉的好恶和审美的言语和行为；活脱就是我家门族里的八爷；梁生宝母亲在稻棚屋里顺意开心和愁肠百结时的神情；常常与我的母亲重叠……还有前引的这句话；我在那时就一遍成记；至今依然能浮现出来。我后来结识过南方北方的同代作家；每谈都会说到柳青和他的《创业史》；一般都是朋友先提起；而且常说到这句话；有的说曾经当作座右铭置于案
头；或抄录在日记本首页上。我现在想到；以一句人生哲理式的警句影响过不知多少读者的柳青；在他把一根电线攥在右手；又决绝地用右脚踩踏另一根电线的时候；怎样阐释这“紧要处的几步或一步”……
大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林彪事件”之后一年多；“文革”的气候似乎暂时缓和了一阵儿；出版界在西安召开第一次集会；我有幸作为业余作者参加了。得知这天下午柳青要来作报告；竟然兴奋得等不到开会。需要交待一句；柳青没有把自己消灭得成；活下来了。不知是接线板有什么问题；还是他从蛤蟆滩电工那里学到的用电技术不完备；抑或是上天怜惜天才和正派人；他把右脚踏到地线时；“嘭”的一声把他的脚打得缩了回去；直到三次踩踏三次都被打得退回；柳青作罢了。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他自杀的蛛丝马迹；直到一周后；一个同在“牛棚”的编过他《创业史》的编辑；一把抓住他从早到晚都紧攥着的右手；当即掰开；手掌心是一片焦糊的疮疤。他向这位暗中操心着他的编辑说了原委；那人顿时把眼睛睁翻到眼眶上去了；又苦不堪言地闭上了……柳青活下来了；他的那位留给他冰雕般神光的亲爱的妻子马葳；从城里逃回蛤蟆滩；却在一口深井里终结了自己……柳青终于被“解放”了；回到韦曲县城；由长大的女儿用自行车驮着到卫生院看病和注射；他慢性病缠身。
柳青从会场的通道走向讲台；步履悠缓；端直走着；不歪向左边也不偏向右边；走上讲台时；我和与会者才正面看清一张青色的圆脸；最令人惊讶的是那双圆圆的黑白分明力可穿壁的眼睛的神光。开头所写的十万人里也未必能找到这样犀利的一双眼睛的印象；就是我第一眼看见柳青时有感而出的。柳青还留着黑色整齐的短髭；和善而又严谨……他在不过一个小时的讲话过程中；有三次从黑色对襟棉袄里掏出一个带着尖头的圆形橡皮喷雾器；张大嘴巴；把尖头伸进嘴里对准喉眼；用手一捏一放那个橡皮圆球；发出哧啦哧啦的响声。整个会场里鸦雀无声；一声咳嗽都没有；空寂的会场里就响着哧啦哧啦的喷气声。百余双眼睛；紧紧盯着这个心中偶像的右手一捏一放的动作。他大约已经不足七十斤体重了；我记得我只看了他第一次往喉咙喷雾剂；到第二次第三次；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圆环尖头的器具时；我就低下头去了……那哧啦哧啦的声音无法躲避；一直到现在还清晰在耳。
再见到柳青是两三年后；还是文艺界的一次会议；那时候不称会议称“学习班”。又有新的政治口号指示下来；“文革”又掀起一个新的浪潮；叫做“反潮流”；反“复旧复辟”的潮流；据猜测是针对复出不久的邓小平的。柳青被请到场讲话；还是青布褂子；对门襟；不过是单衣；还是整齐的短髭；还是锐可透壁的眼光。借着时兴的“反潮流”的话题；柳青有几句话震响：在我看来；反潮流有两层意义；首先要有辨认正确潮流和错误潮流的能力；其次是反与不反的问题。认识不到错误潮流不反；是认识水平的问题；认识到错误潮流不反或不敢反；是一个人的品质问题……
语惊四座。会场里又是鸦雀无息的静寂。所有眼睛都紧紧盯着更频繁地从口袋里掏取喷雾剂的那只手；所有耳朵都接受着那哧啦哧啦的响声的折磨……
直到现在我才肯定；这惊人的论述绝对不会来自中外古今的哲学经典；也不会来自古代人和现代人的修身修养的规范；当是从抠指甲和上批斗台的纯个性体验中获得；跨越过生活体验；进入更深一层的生命体验。
2005—5—21
二府庄——雍村
＇责任编辑 宁小龄＇
摘自：《人民文学》2005年11期 作者：陈忠实
红沙发
我的书房是个不规则的五边形；冲东南那边是扇窗子；其他四边；三边排满了书柜；一边则放了张大红的布艺沙发。
四花便被安顿在这张沙发上。
四花已经在这沙发上被安顿了两个月了。
这沙发的靠背、坐垫、扶手全是大红；靠背挪开；宽度能赶得上一张小床；长度呢；四花伸直了腿躺上去；脚头还能宽宽绰绰坐下个屁股。
当然；四花的个头是矮了些；一米五五。这尺寸既不像她爸；也不像她妈；倒跟她的姑姑有些相近；她姑姑的身高是一米五六。
四花的姑姑就是我。四花是我弟弟的女儿；弟弟、弟媳和我一样；都是在离这七八十里的南秀村长大的；他们和我的区别；是我靠自个儿的努力终于从南秀村挣扎了出来；而他们；却把挣扎的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四花身上。
我居住的城市是座省城；省城的有钱人很多；下岗工人也很多；我在一所中学教书；生活状况在这两者之间偏下；出租车是不敢随便打的；美容院也从没去过；身上的衣服只敢在两百元以内挑选。但在弟弟、弟媳的眼里；我就是这城市的一盏明灯；城市有钱人再多；穷苦人再多；都与他们没有关系；有关系的只有这个姐姐。他们企盼着；我这盏明灯能将他们的女儿照亮；不仅照亮；有朝一日自个儿还能发出光来。自个儿发光；跟借别人的光到底是不一样的。
但两个月以来；我却看不出四花有什么发光的希望。我已先后为她介绍了三份工作；但三份工作都因她的不努力给弄丢了。一份是在一家机关单位收发报纸；�